|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11年09月19日 07:35 |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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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关环境污染的消息不断。就在这两天，浙江海宁一家企业浙江晶科能源公司涉嫌污染环境引发民众聚集，上海则陆续关停了4家铅蓄电池企业。环境问题似乎是四面楚歌，到处告急。
几乎与此同时，温家宝总理在大连就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问题作了讲话，强调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一个大国总理口中的“极端”二字，也是从另一面反映出当下环境问题相当的严重程度。就在前不久，就在大连，当地政府曾决定停产搬迁一个存在严重环境安全隐患的PX项目，此事反响很大。
听闻环境污染事故，很多人似乎都有一种麻木了的感觉，这实在是现实中环境污染事故太司空见惯之故。从几年前“雷声很大”的多次“环保风暴”，到舆论的不断曝光及环保部门多管齐下的努力，效果不能说没有，但环境的现实仍然令人深为遗憾。伴随着污染事故频发的，是整体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可以说，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威胁着民众的身心健康，降低了民众的幸福指数，也使得经济发展的意义被大打折扣。
浅显的常识告诉人们，正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带来了越来越频繁的环境事故。学界的研究显示，当下各类环境事故占总事故数的比例基本稳定，其中以水和大气的污染最为严重；在空间上，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主要集中在东南和中部地区省份，湖南、四川和广西为环境事故最密集的区域。同时，不同的经济水平下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的发生与影响因素的相关程度不同，发达省份事故数与企业数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其实，没有人不知道如此密集的污染事故的沉重后果。近几年来，环保部门对待破坏环境和违反法规的项目，整治力度越来越大，手段也屡有创新。但是，事后的惩治，却没能真正有效地阻止环境污染事故的不断发生。这当中，一定是有哪些环节出了严重的问题。环保的重心，需要前置到防控阶段。
就现实而言，最根本的症结，恐怕还是地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悖论。很多时候，地方官员明明知道不少企业会给地方环境造成污染，甚至是严重污染，但出于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追求，也或因官员们对GDP速度的需求，以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没能求得起码的平衡。这个悖论是一个困局，走不出这个困局，密集的环境污染事故注定会持续发生下去。
回头想想，这几年里，轰动一时的松花江污染事故、盐城特大水污染事件、福建的紫金矿业污染事故，以及铅蓄电池行业不断造成的污染事件，有哪一起不是因为“黑色GDP”种下的祸根呢？前几年，还有所谓的“代价论”(为了增长代价不得不承受)和“未来论”(将来都能解决)在为这些污染事故辩护，但从现实来看，这些“理论”是何其荒谬！
从“黑色GDP”走向“绿色GDP”，这条路走得有多艰难，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就会有多难。但严峻的事实在警告人们，再难，环保战役也必须坚决打下去。温总理此次在大连强调，要充分利用市场、行政和法律手段，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决策、区域流域综合治理、污染源控制治理三个方面下工夫，通过全防全控、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控，改善环境质量。这些意见，将环境污染的防控摆在了一个更突出的位置上。
可以发现，先污染后治理是“防范不足”的治理，投入的成本必然过高，付出的代价必然过大。而边治理边污染的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环境污染的危害，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环境保护的被动局面。环保的重心必须前置，而不只是事后的被动惩治。“顽症需用猛药医”，必须建立全防全控、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控的防范体系。
有人称，地方行政长官需要为当地一些原因明显的重大污染事故负责。理论上，这是个不错的建议，既然一些官员如此钟爱“黑色GDP”，更多顾及自身政绩而非公共利益，付出必要的代价亦属正常。但有时也存在问题：“恶之花”可能是前任栽种，若罚在后任身上，并不公平。这说明，制度不能包揽解决一切问题，有时候还依赖为政者的良知。同样，环境保护的重心前置，也依靠地方主政官员的更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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