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仍有波折，我国通胀却早已开始高位运行。美联储开动印钞机刺激经济，国内抗危机刺激政策的副作用也开始显现。中国治理通胀既要“中药”，要找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点，也要看看他国吃了什么“西药”。中国经济金融地位的上升，与人民币国际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相辅相成，两者的突破点各自在哪儿？在近日召开的2011陆家嘴论坛上，国内外政府官员、金融业内人士、知名专家共话“新时期的金融体系及其宏观管理”

　　全球经济复苏缓慢

　　自去年以来，为抵御金融危机而出现的全球扩张性财政政策“后遗症”愈发明显。由于多个主要经济体央行的货币超发，一轮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似乎已无法避免，而正在复苏的全球经济也面临着严峻考验。

　　在5月20日举行的2011陆家嘴论坛第二场全体大会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沈联涛指出，始于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并未完全结束。“为什么说法定货币的危机还没有完呢？这是因为，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还没有消除。目前，发达国家四大储蓄货币占到全球60%的GDP，占到75%的金融资产量，这还没有将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算进去。这些国家大量地印钞票，在最近十年来，货币的供应量每年增长高于10%到15%，但是实体经济增长量只有2%—3%。再加上利率跟实体经济利率相差巨大，导致目前全球金融正在与实体经济脱轨。”

　　数据显示，自去年10月以来，美国财政赤字以每月1240亿美元的规模增长，至5月16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触及国会规定的14.3万亿美元上限。而人为压低美元汇率，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并引发“热钱”流入新兴市场。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当代金融发展理论奠基人罗纳德·麦金农表示，正是美联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让新兴市场面临着巨大的通胀压力。“这些政策对于中国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麦金农指出，“从美国流出的‘热钱’迅速进入中国、巴西等地，这造成很多麻烦。因为汇率不断在上涨，这些国家的政府也不断出手干预，让印度尼西亚、巴西、中国面临非常大的通货膨胀。面对资本洪流，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进行干预，控制热钱的流入。”

　　“我们看到，发达国家面对的是经济发展缓慢，新兴国家面临的则是通胀、资产泡沫、宏观难以调控的局面，还有石油价格跟实体产品的价格迅速上升等问题。问题关键在哪里呢？是一个‘炒’字，全球金融体系基本在炒，有大量的杠杆套利交易，来炒货币、炒资产品，泡沫情况还没有结束。”沈联涛表示，投机资金的泛滥不过是表象，这其实是一场全球法定货币的危机。在他看来，越来越多非常规的“印钞”方式大大增加了这场法定货币的危机。如今，除了传统央行的印钞外，贸易顺差、影子银行都在“印钞”，据其估算，单单影子银行2010年存量20万亿美元贷款，占全球GDP1/3。“（这部分）货币和金融稳定性从来没有算在哪一个国家的货币杠杆或者说金融控制之内。”

　　沈联涛强调，不解决全球金融架构的问题，新兴国家很难控制自己的宏观政策，因为这个问题是两个互动。“每个国家都有国内的货币政策、宏观政策，大量的热钱走进来，没有办法减轻消费，长远来说就变成全球集体的悲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如果不解决全球的金融架构、货币政策以及金融监管的问题，金融变得太虚拟、太杠杆了，我们就会变成全球的过度消费、过度借贷，未来还会再现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的复苏情况又如何？对此，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前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肯定了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复苏正在进行，压力正在减少，但是不确定性风险还很多，有太多的人现在仍然是处于失业的状况，而且在接下来一段时间还会保持这样的状况。

　　“国际金融危机现在已经渐渐淡出，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但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现在的经济金融情况仍延续着经济危机以前的特征。”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认为，这主要表现为：一是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并没有转变，到去年年底，全球贸易量已经恢复到危机以前；二是经济不平衡的旧格局并没有打破，发达国家过度消费，发展中国家过度储蓄的格局并没有太大变化；三是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不过也有些新的趋势，比如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了全球的治理活动、新兴的经济体表现比过去更加突出以及现行传统利率新的变化。这些都给政府调控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

　　审慎性监管宜早不宜迟

　　一边是世界经济恢复和增长的不确定，另一边是中国国内抑通胀和稳增长、应对外部冲击和内在转型需求等问题相互交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在物价指数上行或者处于较高位置的情况下，宏观管理的针对性需要有一定转向，并要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既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控制通货膨胀。

　　周小川表示，新时期我国的宏观管理需要尽早运用审慎性政策框架，即以增强金融稳定、特别是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中心，以逆周期的宏观调节为特征的政策体系。之所以要尽早运用审慎性监管政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高储蓄率的特点。“高储蓄率有可能支持较高的投资；从历史经验来看，较高的投资可能会造成某些方面的过热和产能过剩，也容易刺激某些泡沫的产生。”他说，“高储蓄率有好的方面，同时也有要警惕的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注意高储蓄率带来的过热周期问题。”他还指出，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仍有一些财务软约束的现象。财务软约束可能会造成潜在的、过热的冲动。”

　　财政部副部长李勇也表示，金融监管应更加注重市场化导向。“行政干预是造成金融机构效率低下、风险积聚的原因之一。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的逐步完善，金融机构的市场化经营模式逐步走上正轨，需要我们不断提高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的市场化程度。”李勇说道。

　　宏观审慎性监管的一个典型是巴塞尔委员会去年末发布的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巴塞尔Ⅲ》）。银监会近日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也引入逆周期超额资本要求，其资本充足率、杠杆率等标准以及过渡期等要求，要高于《巴塞尔Ⅲ》的国际标准。

　　“在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等方面，中国的银行业都大大优于国际的标准水平，我们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巴塞尔Ⅲ》的水平，结合一些审慎性的考量，我们进一步加强风险监管是有必要的，因为中国的银行业在国际上发展非常快，资产规模增速也非常快，这就要有比较审慎的监管指标来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银监会国际部主任范文仲表示。

　　摩根大通中国投资银行副主席龚方雄也表示：“中国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高速发展的阶段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会延续，这就决定了中国商业银行的资产增速还会很快。此外，中国的金融创新相对处于初级阶段，未来还要大力推进金融创新，而金融创新杠杆率较高，风险相对较大。基于这两个原因，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该比《巴塞尔Ⅲ》的标准高。”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张春同样指出：“中国的银行业还存在很多问题，和国际上还有很大的差距，此外，今后几年之内，作为国家金融战略，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推进，这两项举措对我国银行业会有很大的冲击。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应该高于国际。”

　　周小川指出，中国有需要采用宏观审慎性框架，也有条件较早运用宏观审慎性框架。“比如说，宏观审慎性框架要求金融机构有更加充实的资本，特别是大型的、有系统性作用的金融机构，应该有更高的资本要求，在其他方面也应该做得更加稳健。这些新的更高标准的推出，在中国是有可能较早实现的。中国储蓄率比较高，我们在资本市场上增加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可行性也就比较高一些。”周小川表示。

　　“作为监管者，银监会总是试图寻找一个平衡点，既能够支持经济平稳发展，同时把金融风险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范文仲表示，“这是一个短期与长期关系的考量问题。比较严格的监管标准在短期之内更多体现为成本增加，但是长期来看，能够保证一个稳健的金融体系。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力大为提升，就是因为前几年监管相对比较审慎，银行经营比较稳健。短期内发展慢一点没有关系，关键是长期内能够稳健地达到目标。”人民币国际化充满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