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开始后，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何志毅和志愿者们在四川安县方碑村发现，通过政府补贴、借款、自筹等方式之后，村民们遇到一个普遍问题：重建款有1万-2万元的缺口。当时何志毅摆出了捐款和借款两个方案。村支书李付军考虑了很长时间，选择了借款。

　　李付军认为，“如果是无偿捐款，村民会产生惰性，认为天上是可以掉馅饼的。而借款则能刺激他们出去工作，重新让生活走上正轨。”确实，这样一种借钱重建的模式，无疑是一种理性的扶助方式，但因此受到挑战的是农民的信用，很多人质疑，这种救灾借款能还吗？

　　这样的借款模式，其实来源于孟加拉国“尤努斯乡村银行模式”。孟加拉国经济学博士穆罕默德·尤努斯因创立“穷人的银行”，专门向社会最贫困人口提供小额贷款，在全球帮助数百万人脱离了贫困，从而荣获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显然，制约这样的借款，或者低息贷款，农民的信用被普遍认为是主要瓶颈。也因此，据调查测算，虽然中国农村1.2亿户有贷款需求，但贷款满足率仅为60%，由此造成金融服务能力的弱化：一方面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存款不断转移到大城市；另一方面农民缺乏融资渠道，普遍患有资金“饥渴症”。

　　据称何志毅坚定地认为，中国农民的诚信度不差，关键在于方案设计和操作细则。也因此，方碑村制订了严密的借款管理体系，借款统一交纳给由五位村民代表组成的群众理财小组，村里有专人负责管账，从村支书到队长，谁都无权动用这笔钱。在到达规定的还款日期时，村民也要把钱交给五人理财小组，由他们还给借款人。

　　事实证明了农民的信用。今年4月15日，70多名村民归还现金20万元，加上之前归还的现金及转账13.26万元，共计归还33.26万元，占应到期归还额36.2万元的91.9%。显然，向农民借款的障碍，不是当今农民的诚信度，而是一种是否能体现农民信用和尊严的制度安排。

　　也因此，这个被何志毅称作“村试验”的“一帮一方碑村灾后重建项目”，在现实的金融体制与农民的贷款需求中，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契合点，创造出一种新的运行机制。从灾后重建，到发展生产，怎样使农民比较容易地获得发展资本，并让借款成为生活的压力和动力，何志毅的“村试验”，无疑展示了令人鼓舞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