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10年09月01日 08:29 |
作者： |
林小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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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
这个夏天，大学校长似乎都颇为抢眼。典型者如“根叔”，在今年6月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典礼的演讲中，把4年来的国家、学校大事以及网络热词等融合在一起，演讲视频在网络上热传。
在“根叔”受到热捧的同时，还有一些校长正在为突破旧的教育体制、建立更符合教学规律的大学而努力，比如，曾经担任中科大校长达10年的朱清时。眼下，他正忙于在南方科技大学这样一张白纸上，谋划着“这一代大学校长的梦想”。
去年9月，深圳市政府委托国际猎头公司历时一年在全球海选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从200人中脱颖而出。
起初，朱清时并不想当这个校长。“当时投完票，所有的遴选委员都担心我不去。”朱清时介绍。当时，电子科技大学的老校长刘盛纲给他打了一个长长的电话，告诉他：“我们这一代大学校长希望改革，条件始终都得不到满足。现在是唯一例外，答应把所有条件都给我们。”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是我们这一代大学校长的共同愿望。”8月25日，在位于深圳大学城启动校区的办公室里，64岁的朱清时就去行政化、缩小教育者与被教育者距离等话题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很多大学教授纷纷竞聘行政岗位，而不是把主要精力花在追求学术卓越方面，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朱清时：原因就在于大学的行政化，谁的官大，谁就有资源，谁说了算。教授有知识有真理，但没有资源没有话语权就起不了作用，会被埋没。所以他们要把声音发出去，捷径就是当官，要有资源。
要改变学校的状况，不必要的行政机构和人员都要进行精简。本来一个人一句话办的事，现在变成几十个人折腾很多天才能办好的事。把这些泡沫都精简掉，剩下那些实质性的东西就很简单了。
日报：目前不少学者指出，大学教育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差距越来越大，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
朱清时：这确实是中国高校这三十年的一个弊病。这二十多年间，大学行政机构层层设置，越垒越高。我1963年进中科大时只有六个系，后来搬迁下来（从北京到合肥）有13个系，现在25个系，7个学院。中科大还算是很精炼的，其他学校就不得了了。每个专业都变成系，每个系都变成学院，学院上面有学部，这个处那个处，这些行政机构把校长和教授隔得很远，校长也不能越过这些部门直接去找教授，因为那样这些部门也不高兴。
校长要忙于听各个部门汇报，也没有时间去见教授。原来一份工作现在变成几十份工作，原来一个人能干的事变成几十个人的事情。原来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后来被变成很多人干很复杂的事情。结果，事情就变得泡沫化了，大家都在这个泡沫的表面浮来浮去。
真正的教育不光是课程教育，而是言传身教，尤其是做人、洞察力、想象力和兴趣都要靠言传身教。南科大就是想在若干方面恢复大学的本来面目，我们实行小规模的书院式管理，为的是让学生和教授乃至校长经常可以在一起。
日报：你曾在中科大担任校长10年，其间有没有面临扩招等方面的压力？
朱清时：1999年扩招的时候，我也受到很大压力，上级部门经常要求扩招，也不能不响应号召。所以，我们就扩招300人，等于是增加了20%的学生，但很快就发现教学资源很紧张，质量跟不上，就不扩招了。
这时来了第二波，即建新园区。当时很多学校扩招也遇到了我们的问题，但没有选择停下来，而采取了建新园区来解决。建新园区的钱都来自银行贷款。我们当时没有选择这条路，是冒了巨大风险的。
我们没有选择建新园区基于一个很朴素的考虑，即建了新园区，老师就会两边跑、疲于奔命，没有时间做科研、提高教学质量，与学生交流。我们宁愿维持教育的本来面目，坚守定位――小规模、高质量。不建新园区也够了，也就不用银行贷款。
质量还是学校的根本，如果大学培养出来都是中专生，那扩招还有什么意义呢？在我2008年9月卸任的时候，网上炒作一篇《朱清时校长的战略错误》的文章，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些反对者写的，他们坚决反对我不扩招、不贷款。
日报：你多次提出，去行政化是大学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你看来，理想中的大学教育应该是什么模式？
朱清时：去行政化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上级部门不要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学校，上级部门靠立法、依法治校；二是校内管理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管理，而是学校里一切事情都是学术主导。学术指导，教授治校，行政人员执行。
我已经64岁了，想再拼搏一次，看看去行政化能走多远。现在看来，国家已经在支持，全国高校都在考虑这个事情，尽管做起来很难。我估计，做好去行政化得有一两代人，得有一大批像南科大这样从白纸起步办成功的学校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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