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中国经济》杂志 |
发布时间： |
2010年08月16日 17:31 |
作者： |
潘峰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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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波特的定义，产业集群由一组在地理上相互临近的企业、行为主体或者相关的机构组成，并且能够从相互临近以及联系中获得收益。近些年来，产业集群已经被认为是构建地方和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一方面，产业集群和集群中的企业如何进入全球价值链和实现升级成为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重点关注的内容；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产业集群被跨国公司及其供应商所主导，这种集群的本地嵌入性及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也成为研究的焦点。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制造业发展迅速，并且形成了很多产业集群。在中国的大量制造业产业集群中，既有以大量国内民营企业为主体构成的本地化产业集群，如广为人知的浙江省的“块状经济”，以及珠三角地区的“专业镇”。也有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集群，典型的如苏州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北京的诺基亚星网工业园。此外，还有很多集群是由本地企业和跨国公司相互混合而成，如北京中关村地区的IT产业集群。
以国内本地企业为主构成的集群，企业大多在本地衍生，并且经济网络深深嵌入到地方社会网络之中，各个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地方的机构之间都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且集群中存在密集的信息交流。而由跨国公司主导形成的集群，跨国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嵌入到地方经济中，值得探究。跨国公司的地方嵌入性体现在跨国公司与其投资所在地的经济主体的关联程度，这些经济主体包括企业供应商、客户以及当地的公共组织甚至竞争对手等。其中，供应链关系被认为是测度地方嵌入性的最重要的指标。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不仅仅由本地企业构成，跨国公司在这些集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处于支配地位。跨国公司是否嵌入到本地经济中，是影响本地企业技术升级的重要因素。一些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本地企业，特别是本地供应商与跨国公司的地理临近是发生技术转移的重要因素。但是，地理接近并不等于关系接近，地理接近也不能保证知识溢出和学习过程的发生。特别是当产业集群中的核心企业和供应商都不是本地企业时，本地经济的命运往往无法自主掌握。当跨国公司需要做出减产、关闭或者迁移的战略调整时，往往并不会考虑投资所在地的经济利益，从而导致地方经济陷入困境。国际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当爱立信（Ericsson）在加拿大做出调整，以及宝马（BMW）在英国决定关闭Rover时，都对地方经济造成了冲击。
本文将对比两个手机产业集群在地方嵌入性和产业网络方面的差异，并讨论这种差异对产业集群的长期发展和升级的影响。
国内最大的两个手机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中国公众移动通信自1987年底开始发展。1998年以前，国内手机市场还很小，并且几乎完全被摩托罗拉、爱立信等外资品牌所垄断。随着手机产业重要性的日益提升，中国政府试图改变外资品牌垄断的格局以及对外资企业的技术依赖。1998年，中国决定发展国产品牌的手机。为了保护国产品牌手机企业和避免出现恶性竞争，当时的国家信息产业部和国家计委决定实行手机定点生产，建立了手机生产牌照制度。1999年底，信息产业部对国内的合资企业和独资手机企业重新登记，确定了17家合资企业和10家国产企业，作为第一批手机生产厂家。随后几年里也有少数企业获得生产牌照。2005年初，牌照制度被较为宽松的核准制代替，更多企业进入手机产业；2007年核准制也被取消。这期间，又有更多企业进入手机制造领域。从1999～2007年短短10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国逐渐成为全球主要的手机生产基地，产量达到全球近一半的份额。中国的手机用户总数超过了6亿，普及率接近50%。中国大陆每年品牌手机销量超过1亿部，诺基亚、摩托罗拉和三星等国际品牌占据了大部分市场，而国产品牌则表现欠佳；另外，由于手机产业的兴起和特有的产业管制制度，涌现出大量的山寨手机，并获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了手机出口大国，出口占全国总产量的50%以上，诺基亚、摩托罗拉和三星等跨国公司是主要的出口企业。
中国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手机生产国，并且形成了深圳、北京等若干重要的手机生产基地。深圳的手机产业集群主要由本地企业构成，企业数量众多；而北京的诺基亚星网工业园则是由外资企业为主构成，并且以诺基亚为主导。作为中国最大的两个手机产业集群，深圳和北京的手机集群内部都存在紧密的合作网络，并且能够高效率的运作。但是两个集群生产网络的性质截然不同。这两个手机产业集群与本地经济的联系程度迥然不同，集群的本地嵌入性程度有明显差异。
深圳手机产业集群1999年国家实行手机牌照制度，深圳的手机产业开始起步。到2005年出台审批制之前，深圳的合法手机企业（拥有生产牌照）数量保持比较稳定，在全国36家企业中，有6家位于深圳，包括康佳、科建、TCL、天时达、桑达和托普国威等几家企业。2005年初实施手机审批制之后，到2007年这2年中，全国一共有53家企业获得批准生产手机。其中深圳的企业有22家，占到全国超过40%的份额。特别是2007年，13家获得牌照的企业中有8家位于深圳，占到全国的60%。拿到手机生产牌照的企业，既有华为这样的大型企业，也有在手机界做贴牌已经具有相当知名度企业如金立，当然更多的是过去不太有名的企业。另外一些拿到牌照的企业集团总部虽然不在深圳，但是其手机部门却在深圳，例如万利达、中国振华、四川长虹等。加上审批制之前就已获得牌照的深圳手机企业，在手机核准制取消之前，深圳拥有手机生产牌照的企业一共有接近30家，占全国总数的比例约为30%，这里面还不包括代工厂富士康。另外，如果加上数量庞大的山寨手机生产企业，深圳手机产业集群的整机生产企业数量还会更多。深圳之所以成为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手机生产制造基地，是因为在深圳本地及周边形成了巨大的上下游手机产业链，产品配套能力强大。在深圳90％以上的零部件都能自行配套，包括芯片后封装在内，模块、液晶板、线路板、电线、天线、电池、充电器都能够在本地配套，而包括摄像头、MP3/4播放器等手机附属设施也可以在深圳及其周边方便的采购。此外，手机芯片商、手机设计公司，以及渠道商和华强北市场等与手机整机生产企业和零配件供应商之间形成了高效的生产网络。
深圳手机行业的生产合作网络并非是一夜之间形成。深圳在电子相关领域有着较长时间的积累，并且很早就形成了电子行业的本地网络。从1970年代末期，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承接了大量来自美国的低端电子组装业，之后一些工厂开始迁移中国，特别是在广东的深圳和东莞等地，并随后形成了联系紧密的本地网络。深圳在电子产业，包括早期在电子手表、收音机，之后的彩电、MP3以及电脑产业等在全国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些相关产业的发展基础及其构建的生产、销售以及信息网络，为手机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深圳手机产业集群的发展有很多因素，包括过去电子相关产业的雄厚基础（包括人才、技术以及社会网络），本地市场需求旺盛，地方政府的支持等。但是在所有的因素中，深圳高度本地化的生产合作网络的高效运作是深圳手机产业集群持续增长以及保持竞争力和活力最为关键的因素。深圳的手机产业网络主要由手机整机生产企业、芯片商、手机设计公司、手机零配件供应商、渠道商、贸易商和运营商以及华强北手机市场等构成，手机产业形成了完善的本地生产合作网络和产业链，能够迅速的应对市场需求和行业技术的变化。尽管深圳的手机产业集群一直被“山寨手机”现象困扰，但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本地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品牌手机企业，如宇龙和金立等。此外，华为和中兴这两大通信设备制造业巨头也进入了手机领域，产品大量出口到国外市场。
北京诺基亚星网工业园手机产业集群诺基亚早在1995年就在中国北京和东莞等地建立合资企业，生产手机和网络设备，并在1999年成为第一批获得手机生产牌照的外资企业之一。2001年，为了扩大生产能力和提高供应链管理效率，诺基亚开始在中国建立新的产业基地——星网（国际）工业园，并于2002年底建成投入生产，并于2005年进行了增资扩建，启动了二期建设。
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北京星网工业园，面积仅有100公顷，但却集聚了以诺基亚为龙头的数十家跨国公司。目前，星网工业园已经成为诺基亚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基地。北京星网工业园的模式来自于汽车产业的启示，其目的在于通过加强供应链的管理，建立“即时”生产体系，从而能够提高时间效率和采用用户定制的生产方式。要想最高程度的实现这个目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供应商和物流中心的就近布局。基于这样的目的，借助诺基亚在全球供应商中的影响力，诺基亚成功的建立北京诺基亚星网工业园。星网工业园一期进驻的企业包括诺基亚在内的14家跨国公司，将来的目标是能够有30家左右的供应商入驻。2005年，又吸引了4家新的供应商，并且有5家原来的供应商进行了扩建。这样星网工业园有1家整机制造企业、1家配件测试和封装企业、1家物流企业、1家物业管理企业和1家道路管理企业，其余13家为主要零配件供应商，这些供应商提供生产手机的各种零配件，包括电子配件、电池、主板、印刷电路板、外壳、键盘、天线、充电器和各种塑料、橡胶材料等。诺基亚星网工业园的众多企业全部都是外资（中外合资）企业，其中有3家是中外合资企业，包括诺基亚（中芬合资）、1家电子零配件公司（中美合资）和物流公司（中英合资），其他15家企业都是外商独资企业，其中芬兰3家、美国3家、日本2家、瑞典2家、新加坡2家、德国、台湾和香港各1家。
北京诺基亚星网工业园是一个典型的供应链园区，最显著的特征是诺基亚及其配套外资企业集体投资并入驻工业园区，而诺基亚是其中的龙头，这些配套企业由诺基亚选定，都是直接或者间接为诺基亚服务。通过这种方式，诺基亚可以极大的提升供应链管理效率，并且规模经济效益显著，可以大大降低生产和物流成本。在充分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基础上，诺基亚及其园区内的配套企业能够快速高效的整合供应链。不仅如此，诺基亚携同其配套外资企业获得了更强大的谈判能力。北京星网工业园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手机产业集群之一，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强大的集体谈判能力以及巨大生产能力带来的外部经济。
但是，除了这些优势以外，对诺基亚而言，还通过这种投资模式避免了“被动嵌入”的束缚。1998年底中国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针对外资手机生产企业提出了一些要求：第一，建立研发中心；第二，确定内外销比例为4:6；第三，要求外资企业本地化采购配套元器件。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常规政策，为了进入巨大的中国市场以及获得廉价的劳动力等投入品，外资手机企业不得不满足这些要求，即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被动嵌入”于本地经济中。但是星网工业园的成立，诺基亚却可以化被动为主动：通过供应链园区的建设，实现大规模生产，成为诺基亚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即使出口比例要求高达60%，剩余比例也足以使得诺基亚成为中国手机市场的霸主；通过建立供应链园区，主要配套企业都实现了在中国本地生产，满足了“本地采购”的要求。而且，诺基亚通过集体投资的方式，提升了谈判能力，获得中国各级政府更多的优惠政策。
伴随着星网工业园的建成投产，诺基亚品牌手机在中国的用户量从2002年后开始了快速的增长，手机销售量从2002年的1590万，迅速增加到2007年的7070万。2004年诺基亚击败摩托罗拉成为中国国内市场第一大品牌手机。诺基亚在公司年报中总结，认为取得市场成功的重要原因是拥有世界级的物流和销售系统。
两个集群的对比从产业集群的本地嵌入性而言，深圳的手机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大多从本地衍生（芯片企业联发科除外），或者从母公司衍生，或者从本地其他相关产业进入手机行业，产业发展所依赖的技术、市场和其他核心竞争力都根植于本地。相反，北京诺基亚星网工业园则是在短短2年之间内建成的，全部由跨国公司构成，本地企业无法进入诺基亚的供应链。而且，星网工业园中企业的技术和其他核心竞争力也主要都是来自其母公司，因此其有关技术和核心资源配置的重要决策也来自其母公司。
深圳手机产业集群的手机企业绝大多数是本地企业，深深根植于本地生产网络，是典型的社会网络型产业集群。这种集群的典型特征是集群内部的存在基于信任的各种非正式联系和网络。面临国家产业管制和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深圳的手机产业获得强大竞争力的重要原因就是本地生产网络的构建。手机整机生产企业、设计公司、零配件厂商、芯片企业、渠道商、网络服务商以及面向全国的手机集散地“华强北市场”，在深圳形成了紧密的合作网络。深圳手机产业集群的生产网络一方面极大降低了生产和销售成本，另一方面，提高了企业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的速度。而且，本地的合作网络也促进了知识和信息溢出，以及集群的创新和升级。
北京星网工业园手机产业集群中的核心企业和配套企业全部是来自中国大陆以外的大型跨国公司，是一个非本地化产业集群。在诺基亚的主导下，通过“供应链园区投资模式”建立了以诺基亚为核心的北京诺基亚星网工业园。诺基亚星网工业园集群内部也存在密集的分工和合作网络，这种高效的网络一方面为集群带来了低成本和极高的生产效率，但是同时他们的网络对本地经济体却基本是封闭的，即本地企业无法参与该网络的合作和分工，这是与深圳集群的显著区别。首先，诺基亚星网工业园投资模式改变了过去的“被动嵌入”，旗舰跨国公司进一步巩固了与其全球供应商和服务商之间的合作网络，本地供应商很难进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网络，核心外资企业缺乏足够的动力培养和支持本地配套企业进行技术升级，限制了本土企业获得技术外溢。从长期看，由于没有形成嵌入于本地企业的生产网络，这种由跨国公司旗舰企业及其主要供应商组成的园区甚至还存在整体性迁移的可能。其次，供应链园区模式极大的增进了旗舰跨国公司的竞争力，从而对东道国本地企业产生很大威胁，甚至可能垄断东道国市场，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
深圳手机产业集群的本地生产网络与北京诺基亚星网工业园生产网络在本质上也是不同的。第一，深圳的网络更加多元并竞争激烈，没有明显的核心，而星网工业园是具有明显的等级，即所有其他企业都是直接或者间接为诺基亚服务（尽管这些供应商也向星网工业园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服务），并且星网工业园内部也不存在竞争。其次，深圳的网络是开放的、动态变化的，新的企业随时可能进入该网络，也不断有企业退出，集群的网络也随之发生调整变化；而星网工业园则是相对稳定和封闭的，诺基亚是唯一的整机生产企业，只有被诺基亚挑中的供应商才有可能进驻该园区。第三，深圳的手机产业网络高度嵌入于本地的社会网络之中，整个手机产业网络与深圳其他相关产业关系紧密，而星网工业园内的所有企业都是跨国公司，整个生产网络与本地经济和企业没有太多的互动。
结论和讨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诺基亚星网工业园这样完全由跨国公司组成的集群尽管可能为本地经济带来颇为可观的暂时收益，但是长期来看，存在一些潜在的威胁。第一，这种工业园区将集群的网络和集聚优势和跨国公司的品牌及其他优势完美的集合于一身，有可能彻底地侵占本国企业发展的市场空间，使得发展中国家在产品和技术上对跨国公司形成依赖。第二，这种排他性的集群很难接纳本地配套企业，本地企业无法通过与外资企业合作进入全球价值链，也就无法通过本地的互动获得技术溢出。第三，这种集群由于没有嵌入到地方生产网络之中，因此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尽管比起单个企业的移动性要差，但是，一旦集群中的主导企业出现市场危机（包括市场饱和，技术以及成本优势丧失等）或者做出重要战略调整，这个集群有整体减产、迁移甚至关闭的可能，一旦发生，可能会对东道国本地的经济造成巨大伤害。从集群升级的潜力看，北京诺基亚星网工业园的发展前景主要取决于母公司的战略，即使该集群的技术持续进步，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但是核心技术依然被跨国公司所掌控，而对于中国手机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帮助极其有限，甚至反而对国内企业造成更大的压力和挤出效应。
深圳手机集群在短短的10年不到的时间内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重要的手机制造基地。随着深圳手机产业集群的发展，一大批内资手机企业在研发创新和品牌建设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功。这种嵌入于本地经济体的集群及其生产网络对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产业技术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预见的是，依靠深圳及其周边完善的产业网络，深圳的手机产业集群将会拥有持续的创新和升级潜力，而该集群的发展也会带来整个中国手机产业的升级和发展。
对比北京和深圳手机产业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国家的产业政策面临地方政府发展冲动（在中国，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对GDP和FDI等的盲目追求）的挑战。例如，北京星网工业园的建设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而这种地方政府对外资企业的支持实际上与国家层面培育和发展国产手机品牌企业的目标相悖。因为，星网工业园的出现及其在中国市场份额的持续扩大意味着国内手机企业市场空间被不断挤压。同时，在深圳手机产业集群的案例中，地方政府认识到手机产业能够为当地带来显著的经济收益，并没有完全按照国家产业政策打击黑手机产业链。可见，部门和地方政府对短期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实现产业政策目标的严重障碍。值得庆幸的是，尽管中国目前的体制不利于实施全国层面的产业政策，但是和汽车产业的发展类似，“赶超共识”使得中国的产业政策具有相当的弹性，会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做出适当的调整。例如随着深圳国产手机产业的壮大，信息产业部也开始给深圳市一些研发实力强的手机企业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深圳手机产业集群的案例给我们另一个重要的启示是，产业集群可以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帮助国家实现产业政策的目标。即可以通过引导和培养产业集群的方式，帮助企业获得充分的外部经济收益，降低生产和销售成本，并且通过集群内部企业的合作和创新网络，实现提升国内企业技术和市场竞争实力的目标。尽管诺基亚在品牌、技术、资本方面优势明显，并且通过建立北京诺基亚星网工业园的方式极大降低了生产和销售成本，但是，深圳手机产业集群在面对这样强大的竞争对手时，依靠自身的本地网络优势依然能够与其抗衡，并在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升级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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