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医卫产品质量方面的问题，企业进行大规模的公关行为可以理解。毕竟医卫产品质量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生命安全，消费者对此有着异乎寻常的关注，容易产生“过度”反应，适当的公关行为有利于消除市场恐慌，便利厂家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以求得问题的解决。但是，当公关沦为咬文嚼字、撇清责任的时候，这样的公关没有任何意义。专业报告或许能证明产品对人体是安全的，法律方面的不完善或许能让厂商免责，但是消费者心中会不会因为这些而作出让厂商眉开眼笑的评判呢？这是每一个医卫厂商应该思考的问题。（殷毅）

　　强生涉毒：不了了之

　　殷毅

　　去年“3·15”刚过，美国民间组织检测出强生等品牌的婴儿护肤品含有毒物质，再次挑起了“后三聚氰胺”时代消费者脆弱的神经。当时，强生坚持“不下架”、“不撤回”的强硬态度；国内两个权威部门给出了两份不同结论，都令消费者更加迷茫。有消费者将强生告上法庭也一时没有定论。

　　遗憾的是，时至今年“3·15”，权威部门没能继续深究给出一个明确的使用指示，状告强生的消费者一审败诉二审待决，而强生用品依然占据各大超市的显著位置。时隔一年，似乎强生涉毒的风波就又和以前很多品牌一样，成了一桩不了了之的无头案。可是，谁来告诉最没有知情权的消费者该何去何从？

　　强生“强硬”的背后

　　2009年3月13日，自美国“安全化妆品运动”消费者组织发布的一份《婴儿卫浴产品发现可致癌物质》的报告曝光后，旋即在国内引起巨大的安全质疑。

　　随后，在美国和印度和我国台湾等地，强生等婴儿卫浴产品纷纷开始下架，而强生在大陆地区的态度一直被外界认为非常强势。

　　强生并没有立即直接对于消费者作出任何表态，只是声称：产品没有任何问题，暂时不会在大陆卖场下架等等。直到去年3月22日强生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总经理王梅影依然表示，经国家有关部门的检验，证实强生婴儿护理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必要下架，也没有必要召回。

　　不久，消费者史女士以强生侵害知情权和选择权为由，将其诉至法庭。去年7月，在北京东城法院的一审现场，强生公司则出具了长达140余页的专业报告，证明被质疑的成分对人体是安全的。同时表示，我国没有制订二烷的限量标准，现行法律法规不要求被告公司必须以警示方式进行危险标注，没有侵犯原告的知情权，因此赔礼道歉的请求不适用。

　　业内人士多评价强生是：其一系列应对公关危机的做法，试图保住市场销售，但却未能挽住消费者的信任。

　　其实，在强生强硬态度背后，是一样强势的市场份额。据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数据，强生是中国最大的婴儿护肤产品和其他婴儿护理用品销售厂商，2008年强生占据了中国69%的市场份额。因此，保住市场份额显然成了强生的首要考虑标准。

　　不过，生硬强势的态度却引起了消费者更大的抵制情绪，因此在此事中强生的公关行为也饱受诟病。

　　“我们做过危机情境的模拟试验，在危机来临时刻，不管你是否有理，除了要发布专业的验证信息告知消费者，还应该在情理上采取更为温和的态度。这是由中国消费者的文化和心理决定的。”一位跨国药企的公关告诉记者。

　　第三方机构缺位

　　强生涉毒案在一年后的不了了之，更重要的是没有公共机构的权威定论。

　　且不说最早发现婴儿日用品不安全元素的，是来自美国的消费者组织，我国总是在发现问题上比别人慢几拍。在风波爆出后，国内质检部门和药监部门却公布了两个并不一致的检测结果，一个认为强生产品不含有毒物质，一个却说强生的个别产品含有毒物质。

　　两个权威部门的互相“掐架”给强生公司找到了监管空子，让消费者无所适从，用名嘴白岩松的话说就是变成“赌徒的心态”。

　　早在三聚氰胺事件之后，消费者对监管部门的信任度就一落千丈。强生事件中，监管部门依然是采取了挤牙膏式的态度，守着监管的“潜规则”按兵不动，被舆论推着作出相应的回应。

　　更要命的是两个部门的不同结论，则暴露了中国监管部门多年的弊病。我国很多部门的监管采取的是“多龙治水”。如三聚氰胺问题发生后，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过，要筹划使食品药品这一个监管体系成立相关委员会，形成合力，但后来也没有太大动静。

　　“日用品也要按照这种思路建立监管机制。工商、质检、卫生等相关部门也有必要联动起来建立这样一个监管机制。”北京致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显峰指出。

　　另外一个角色，中国第三方机构的缺位也是在强生事件暴露出的一大问题。比美国“安全化妆品运动”消费者组织更大的组织，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杨红灿在事件发生后曾提出：“建议”广大消费者立即停用相关产品。

　　“明知商品存在问题，却不能立马督促政府制定相关机制，叫停这样的产品，这其实也是消协自身的失职。”有人如是评价。

　　揭秘回收药“潜规则”

　　刘深

　　医院、社区里如同牛皮癣般的“高价收药”小广告，让人们对药品回收这一现象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但谁又知道这些药从哪里来，又流到何处去？走街串巷的药贩子倒手后到底能挣多少钱？

　　高价药更吃香

　　在各大城市，但凡通往医院大门口的路上，每隔几步往往能看到“高价收药”的小广告。拨通“小广告”上的电话，一听“收药”么连忙回答“收！”并询问都有什么药。他说，消炎药感冒药这些常用药都“不值钱”，大概能给到原价的10%。而抗肿瘤药物、心脑血管药物和进口针剂目前的利润都较大，可以给到原价的50%—60%。

　　回收药，这个处于黑暗中的市场正在发生微妙变化。以前人们习惯于将街边“药品回收”与“过期药”画上等号，而现在的药贩多数对此并不“感兴趣”，反而对抗肿瘤药物、进口针剂、降糖药物、心脑血管药物、肝病药物等非常关注，愿意出高价回收。一位药贩子说，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肝病等病人多，需求旺；而抗肿瘤、进口针剂等不少是昂贵的短缺药，自然利润高，销路好。

　　回收药市场如同“直销”

　　在药品回收市场，如同直销一样，有着上级和下级之分，各个层次的药贩子呈“金字塔”形状。多数底层药贩子通过将收来的药倒手卖给上级药贩子，从中获利。

　　以市场价格为千元左右的希罗达为例，一药贩表示，30粒一盒的希罗达能给600元。另一位在北京干了10多年，同时经营收药和售药的宋先生则表示愿以750元一盒收购。如此算来，仅这一层的利润便高达150元。而面对患者的个人求购，宋先生给出的价格为800元，每盒只加了50元。该药四盒为一疗程，从中倒手赚得200元。“虽然每盒加的钱不多，但销量很大。”宋先生说。

　　宋先生正是一位处于“金字塔”上层的人物。在与宋先生接触过程中可以感觉到收药这个行当竞争日渐激烈。他多次强调，不把货卖给他，在北京绝对难以立足。据他透露，目前在北京，至少有几百名东北人在从事药品回收这一行。

　　宋拿出一份药品明细表，上写有商品名称、通用名、规格、生产厂家及价格。“你把上面的药名印在名片上，再附上你的联系方式，去医院发就可以了。”

　　医保“漏洞”

　　对于怎样收药效率最高的问题，他的回答竟是盯着那些医保患者。“你就去医院门诊药房那盯着，见开药的就问问卖不卖。哪怕不能现场交易，给他们发张名片也行。”说完后，他又指着医院门口几个老人说，他们可能就是长期在医院开药的，每月只要固定有七八个人给你供货，每人上千元，你就不用发愁了。

　　2007年上海药监局破获的一起地下非法收售药品案中，其中95%的药品是从借用的医保卡中套现而来的。这其实反映了以药养医的弊端。“医保患者从医院开药大约只需支付20%的费用，既然有人以高价回收，他们肯定乐意去开药。”

　　回收药去向

　　药贩子对药品销往何处这个问题讳莫如深。曾的回答是“全国各地”，其他的多一个字也不说。而另一位药贩子则透露，他的药品主要销往郑州、哈尔滨、河北、沈阳，并承认大医院难进，多卖给小医院、私人诊所和小药店等，尤以药店为主。据媒体报道，边远地区一些个体诊所、乡村卫生室等基层涉药单位也成为这些回收药物的重要阵地。

　　目前，我国药品回收领域监管非常混乱，这种小商小贩走街串巷的收药行为，会导致用药的极度不安全。但目前为止，国家尚未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

　　到底如何才能切断这条利益链呢？这就需要严把两个关：一是包括医院、小诊所等在内的用药单位，必须从有资质的药品供应商处购药；二是药品供应商应从有资质的药品生产企业或流通企业购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