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邮寄、广告行为之外，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的犯罪分子提供报批、审批、备案、特许、检验等等行政上的帮助，或在监管、检查、处罚中故意以行政不作为来为犯罪分子提供方便条件，这当然也是“共犯”。不过，也许是本人查证未周，印象当中好像是没有。

　　此前已由“两高”会签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于5月27日起施行。“两高”对这份《解释》的自我定位，是“依法惩治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又一个重要举措”。

　　作为“重要举措”的《解释》共八条。既规定了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认定标准，也规定了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其他两个量刑幅度的适用标准。既明确了医疗机构实施的销售假药、劣药行为如何定性处理，又强调了特定时期生产、销售特定假劣药应从重处罚。当然，最为舆论所关注的还是这一条：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的犯罪分子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的行为，例如邮寄、广告行为等，以共犯论处。

　　这一法条到了媒体上，就变成了“明星知情代言假药可视为共犯”。本来，司法解释突出的是“行为”，而网络媒体突出的主体，即“明星”。说“明星知情代言假药”这一行为构成共同犯罪，这一判决委实没什么错。但对于“明星”之后的其他犯罪主体，却都被一一过滤掉了。

　　仅以“广告行为”为例，除了明星之外，经纪人、广告人以及为明星代言提供载体的媒体人等，都可视为“广告行为”中的责任人。单单拎出“明星”，并不是因为明星的责任最大，而只不过是“明星”更受关注罢了。

　　再回到“解释”本身，所谓“广告行为”只是此条文中不完全列举中的一个引证而已。这里的引证，仅是为了方便公众理解，实则要作为“共同犯罪”的行为，乃是“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的犯罪分子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的行为”。除了邮寄、广告行为之外，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的犯罪分子提供报批、审批、备案、特许、检验等等行政上的帮助，或在监管、检查、处罚中故意以行政不作为来为犯罪分子提供方便条件，这当然也是“共犯”。只是，这在舆论上都不受关注的“共犯”有多大可能进入刑事司法领域呢？也许是本人查证未周，印象当中好像是没有。震惊全国的“齐二药”事件中，就没见过有“官员共犯”被追诉。

　　当然，未见“官员共犯”并不能说明就一定有“官员共犯”。只是“选择性执法”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在为“两高”的这份司法解释而欢呼时，不要忘了，“明星”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触犯刑律的行为，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一旦触犯刑律，就应得到同样的司法处置。

　　惩治假药、劣药犯罪，尤应警惕的，就是执法者的“选择性执法”。

　　□王琳(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