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们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故事中的很多内容并不陌生，但黄亚生的新书仍以数字和实例为据，发出另一种颇具说服力的声音。此书最值得称道的价值在于将30年改革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的实践，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存在的缺陷。不过其中的一些点评似有过火之嫌。

　　2008年12月18日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日，30年前的这一天，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彼时，重新出山主持工作的邓小平以及陈云等元老级人物，在会前已经感受到中国农村涌动的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人民公社的集体土地悄悄回到了社员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些农民的冒险行为有了合法的身份。30年后的今天，中国各界都在探讨改革的经验得失，或许，黄亚生的新著《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次很好的思想梳理。

　　中国的改革是一场独特的、渐进式但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宏大叙事。自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却坚定地告别了计划经济，到今天，我们已或多或少地到达了彼岸。快速增长的GDP，意味着百姓收入持续提高，贫困程度大幅减弱，中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然而，实现这一切，并非依靠教科书里学来的经济政策，独特的“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价格双轨制、国家主导下的巨量基础设施建设，在30年的实践中被证明是有价值的对策。与此同时，私有产权保护的相对缺乏并未造成大的问题，民营企业在难以获得正规融资渠道的情况下顽强生存，而且活得很好—民间融资为它们补充了血液。联想、海尔、娃哈哈、格兰仕，这些响当当的品牌的成长，印证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经验足以成为很多国家借鉴效仿的样本。
　　如果你发现自己在读到以上文字时不断颔首点头，那么，请读读黄亚生的这本新书。在书中，这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的教授以数字和实例为据，发出另一种颇具说服力的声音。

　　30年改革三段论
　　黄的观点大意为，30年前的改革以农村为中心。突然之间，农民获得了自主耕种土地、通过家庭副业获取收益的自由，并很快迎来了乡镇企业和农村金融（包括正规的和地下的）的空前繁荣。1984-1986年间，33%的乡镇企业在创立的第一年获得了银行贷款（上世纪90年代这一比率下降）。这是企业家资本主义狂飙突进的黄金时代—经济效益快速增长，贫困群体享受关爱，并带来看得见的社会福利改善。黄亚生举了年广久的例子，1983年，这位曾经的安徽农民凭借一把炒勺将“傻子瓜子”炒至大江南北，一时积聚起巨大的财富。 
　　对于很多人提出的乡镇企业以公有性质为主，黄亚生回应说，数以百万计新涌现的乡镇企业实际上都是私营企业。在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中国特色”—实际上，口子一开，人们开始创业赚钱。制度的缺失（比如清晰的产权保护）并没有造成多大困扰，最高领导层数次公开表态，承诺企业拥有经营自由。
　　在黄亚生眼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再同于以往，“国家资本主义”一词或可加以形容。1993-2001年间，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3.3%，而在1981-1989年间，这一比率为21.4%。民营企业生存空间的缩小意味着，当前大多数产业仍由国有企业主导。经黄亚生估算，1993-2001年间，真正的私营企业规模仅占产业总规模的22%，远远低于很多学者估算的50%。同时，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转变为以城市为中心，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导。家庭收入的增长情况也由此发生了转变—上世纪80年代农村家庭收入增长更快，90年代则为城镇家庭所反超（图1）。

　　在社会资源流向国有企业、外国投资纷至沓来的背后，土生土长的企业在消逝，社会保障止步不前。“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极大地扩张着自己的版图。”黄写道。政府机构大幅膨胀，公务员人数从上世纪80年代的2000万膨胀到2004年的4600万。乡镇企业受到严格的治理整顿，融资门路被关闭，农民开始面临摊派下来的各种沉重负担。到城里打工成了曾经的农民企业家们除种地之外的唯一选择。很多富丽恢宏的工程与百姓的生计无关—造价数十亿的豪华歌剧院拔地而起，曾经的良田之上气派的政府大楼威仪堂皇。城市里农民工的工资远远不及农村的家庭个体私营经济（图2）。

　　黄亚生认为，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受到严格的整顿和规范，抑制了从业数量扩大幅度，造成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识字率下降。尽管90年代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但城乡整体家庭收入增长率却低于GDP的增长率。
　　书的第三部分叙述了2002-2003年以后的中国经济。经历了高层换届之后的新班子掌舵中国。“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或许颁布了自十三大以来最为自由和进步的政策纲领。”黄亚生写道。政策重心重新回到农村和社会保障的战略广受好评，这标志着再一次进行了政策纠偏。不过黄感叹道，可惜所采用的方式从本质上说仍以行政手段为主。

　　反映了共识，
　　亦有值得称道之处
　　这一段故事中的很多内容人们并不陌生，尽管黄亚生似乎认为，真实的世界为经济学家口中耀眼的GDP和上海的天际线所遮蔽了。事实上，一些时政和经济政策评论员长期关注着这一领域的政策得失。
　　美国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曾经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营企业被正规渠道的融资拒之门外。如今他和很多学者一样关注着政府主导下过度的投资。世界银行驻北京的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分析了在不当政策激励下，大量的银行储蓄怎样洒向基建项目和重工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者蔡莉莉（Lily Tsai）以及其他研究者列举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社保保障建设陷于停顿的实例。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经过长期研究后指出，上世纪90年代农村地区为政策所忽视，这导致了农村经济的衰落。李思勤（Carl Riskin）和王小鲁等学者对中国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进行了深入探索。曾对中国80年代涌起的小企业赞赏有加的米尔顿·弗里德曼，90年代重游中国时，在新崛起的上海金融中心陆家嘴前摇头叹息。
　　黄亚生的贡献同样不可不提。他在上一本著作《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Selling China》，新星出版社2005年出版）中提出，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中国成为趋势是民营企业融资受到约束的结果。企业家们不得不将自己亲手创办的企业卖给境外投资者以求生存下去，获得扩张资金，或受益于向外商投资企业敞开的政策优惠之门。黄认为，FDI的巨大存量并非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迹象，很多“中国”公司其实都是外商投资公司，受益于（并由此存活于）中国香港或世界其他地方的法律和融资环境。此外，黄亚生广为人知的观点还来自对中印经济的比较。他认为，印度在投资软环境、劳动生产率等方面较中国有优势。2000-2001年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中国80%的民营企业认为融资是自己发展的障碍，而在印度，这一比率为52%。
　　概括来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存在的缺陷大多已为人所研究指出，但黄亚生此书最值得称道的价值在于，将中国30年改革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的实践，并有大量翔实的论据解释如此分类的缘由，然后将相关的讨论穿成一个联贯、有力又沉甸甸的故事。
　　精辟的评论在书中处处可见，譬如黄指出，上世纪80年代的成人识字率取得很大进展，而本世纪以来却发生了逆转。数据似乎表明，2005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中有11%的文盲（1.14亿人），而2000年的文盲率只有6.7%。黄称，2000年基础教育体系中的10-14岁青少年人数减少了1/3。在各种学杂费飞涨的年代，农村贫困地区的辍学失学现象非常普遍。
　　书中还有一章节专门分析了上海。他认为，当今中国发展中存在的所有问题都在这座城市中有充分的体现：国家干预，轻视农业，青睐外资，以及中央政府的厚爱。黄指出，其结果是，上海市家庭收入增长幅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基本平缓（就业总人数从1995年的790万人降低到2000年的670万人）。而在民营企业发达的邻省浙江，民营企业家养活了很多人，家庭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速保持了一致。黄一遍又一遍地强调，中国的成功之处在于引进私有产权，允许竞争。

　　上世纪90年代
　　真有那么糟吗？
　　黄对上世纪90年代经济政策的点评似有过火之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仍取得了长足的积极进步，农村家庭收入仍然在增长，足以令很多新兴经济体感到羡慕（图1）。在此期间进行了一场市场化的改革，数以万计的小型国企倒闭，有些直接破产，有些由管理层收购。上世纪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造成数百万人失去饭碗，这是一个极其痛苦而又必需的阶段。具有盈利能力的大型国企自然被保留下来，巩固了国家在经济中的强力地位，但此举至少纠正并降低了国企的资源浪费。此外，银行业的股份制改造及公开上市，以及中国加入WTO等大的历史事件也被此书遗忘了。这很奇怪，因为尽管加入WTO或许表明黄亚生所说的有利外资的政策倾向增强，但同时，这也将中国经济纳入到自由的国际贸易框架下，这一点无疑是积极的。
　　事实上，减免农业税费举措的启动，最早也始于上世纪90年代。批评者或许会说，这一时期的社会福利体系长期不健全，但这种观点并未体谅90年代初期国家财政状况的艰难程度。从医疗卫生数据看，90年代的新生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从1991年的50.2‰降到2007年的15.3‰，尽管1996-2002年间降幅较慢；产妇死亡率稳步下降，从1990年的94.7‰降到2007年的36.6‰；但肺结核的感染情况仍然非常严峻，尤其在农村地区，每年新增的130 万肺结核感染病例中的80%出现在农村。联合国和中国外交部于2008年9月联合发布的《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中，识字率的数据也好于黄亚生引用的数据—15-24岁人口识字率从1990年的94%上升到2005年的99%。

　　未来30年的
　　经济增长源泉
　　目前，中国观察家们开始关心未来将会怎样。大体上说，对此有两派观点。一方对未来中期的前景保持乐观，呼吁经济政策转向刺激消费，建立中小企业和农村的金融机制，推动医疗改革和能源价格改革。持这种观点者认为，政府意识到某些政策行不通，就会作调整。另一派观点认为，必须进行的体制改革陷入了瓶颈，财政刺激计划意味着更多政府主导的投资，由此可能滋生腐败和浪费，换句话说，中国已经错过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最佳时机，而且，由于投资收益会进一步缩小，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将会滑坡。
　　黄亚生（他写作此书时本轮经济下滑尚未开始）似乎认为政府当前的政策得当，但具体实施方式仍然过于行政化，导致政策效果不显著。因此，他最后的结论是折衷的—两种方向都有可能，但同时他也感觉到，一步到位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推出，他认为，行政体制改革是打破这一障碍的唯一途径。总之，黄亚生为我们带来了一本深刻而又微妙的著作，或许，它最大的贡献在于，对实施较长时期的一整套政策予以独立的审视，同时又指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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