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恶化的外贸环境，必然引起出口行业资源在产业内和区域间的重新优化配置。然而，中国经济要保持长期竞争力，不仅需要企业和企业家在资本和管理等
　　层面的努力突破，也需要从体制上突破无序竞争、地方保护等深层次阻碍经济增长的瓶颈。通过这样一次凤凰涅，中国经济会变得更加强壮、更具竞争力。
　　近几年，中国经济每每在疑问中实现高速增长，当下，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升挤压企业盈利，中国制造几乎在全球范围内陷入“质量危机”，升值、退税率下调、美国经济衰退风险可能引发出口冲击......如此种种，又开　　始令不少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感到担忧和不安。
　　在这些方面，我们则是乐观主义者，并没有觉得问题有多严重。我们发现，相对不利的环境正促使中国经济孕育出新的生命力，这也正是我们通过对浙江企业的二次调研所要告诉大家的：企业正以资本深化来跨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障碍；“质量危机”也是转机，正坚定企业家走高质量、高附加值的成长之路；出口行业小企业正微利度日，苦苦支撑，甚至濒临破产边缘，但对整个出口行业而言并非面临灭顶之灾，或许正需要一次凤凰涅而获得重生。
　　我们认为，经过这种恶劣环境的洗礼，中国经济可能变得更加强壮、更加具有竞争力。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而言，深层次阻碍增长的各种体制因素，才是需要高度关注和着力解决的，“体制瓶颈”并不会对经济产生逆转式的冲击，但却会损害经济发展的长期竞争力。

　　用机器替代劳动，用管理替代机器
　　劳动力价格上升已经成为我们到访的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最近两年，各地的工资上升都很快。浙江桐乡市崇福镇一家羊毛衫企业的总经理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某一车间的工资单，令我们吃惊的是，这些大多数中学毕业的年轻工人们每月可以拿到2500－4000元不等的工资，而且工厂包吃包住，这显然超过了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在北京或深圳这些一线城市的收入水平。其主要原因就是，内地发展起来了。内地与东部之间的工资差距一旦缩小，东部地区对内地的劳动力就不再具备吸引力，所以东部地区的工资上涨是必然的。
　　这一过程将持续下去。根据国家的战略规划，中部地区要实现城镇化和工业化，这两项战略都会吸收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实现劳动力的本地就业。根据兰尼斯—费景汉模型，除非东部的工资可以高出内地30%以上，且工人找到工作的概率较高，否则东部地区的劳动力紧缺或供求拐点就会出现。
　　当我向这些企业家阐述这一忧虑的时候，他们却表现得很乐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机器替代劳动。前述羊毛衫企业总经理介绍，1台机器每天可以织成40-45件羊毛衫，1个人可以管4台机器，就是160-180件，一台机器3个人轮班操作，这样平均每人每天用机器可以织53-60件。而手工的效率是每人每天织10件。所以，如果工资不得不再提高的时候，机器便会成为首选。并且,机器设备对企业来说，往往代表更加先进的技术，不光产量会大幅提高，质量也会随之提升。
　　资本深化的动力是相当充足的，而这一过程在一些企业已经发生了。据崇福镇另一家准备上市的毛纺企业介绍，他们近几年每年工资都能上升10%，关键是用工量在减少。他们得出的经验是，以前觉得招工合算，现在觉得还是机器合算，因此，当半自动的机器不能适用之时，就采用全自动机器；当全自动机器也不能满足要求之时，生产的招数用尽了，那就跟国外厂商拚管理、比品牌、抢渠道。

　　逼上梁山：从贴牌到自创品牌
　　一位企业家为我们算了一笔账，自有品牌的毛利是40－50%，贴牌的毛利仅有10%。那为什么企业最初没有直接做自有品牌？因为风险大，自有品牌存在库存积压和退货处理的问题。比如，一件衣服出厂价100元，可以赚10元，如果积压一件衣服，就是亏损100元；那么10件衣服都相当于白做了。所以，他们最初都选择了来钱快的贴牌生产。
但是，贴牌的风险是致命的。当劳动力成本和原辅材料价格上升侵蚀毛利时，企业很容易陷入经营困境。这是一种防御型的思维，即从不亏损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接触的企业家如今大多转变成了进攻型思维：我既然能做高质量的产品，凭什么被你空壳品牌企业或者经销商赚取30%以上的毛利？促使这种观念转变的，还有一个因素。以前企业家圈子里（或者企业主的称谓更合适）普遍存在“小富即安”的意识，能赚点钱摆脱贫困就行了，没想过要赚很多钱，所以，他们不少企业都是零负债的，并未利用资本杠杆（当然对加息也没什么概念）。但是现在他们逐渐发现，市场竞争已经把他们“逼上梁山”了，要么赚很多钱，要么就不赚钱。而且，浙江的小老板也变了，不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做生意的”，现在许多企业老板都接受了正规的MBA或EMBA教育，现代商业文化和自身创业经验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在这样的背景下，做规模、做品牌、做高端已经蔚然成风。
　　浙江企业的品牌建设引领全国。截至2005年底，全省累计注册商标25万余件，名列全国第二；拥有中国驰名商标70件，位居全国之首；中国名牌产品139个，位居全国第二；经商务部评定的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51个，占总数的27%，位居全国第一。2006年，浙江省还率全国之先，出台了《关于推进“品牌大省”建设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提出，到2010年，省级以上工业品牌企业销售产值力争占全省工业企业销售产值的25%左右，工业出口企业的国际商标注册率达60%以上，自主品牌产品占全省出口产品比重超过25%。
　　事实上，这25%的目标今年就已实现了，浙江出口企业以自主品牌出口的产品比例已由2002年的9.8%上升至现在的26%。如果不算出口的话，多家企业的自主品牌占比已经超过50%。现在，浙江许多中小企业都在积极准备上市。桐乡崇福镇企业排名第一的新澳集团即将上市，排名第十的也进入了上市辅导期。对它们来说，上市可以搭建一个很好的融资和广告平台，融资可以帮助企业突破产能瓶颈，做大然后做强；而雅戈尔等浙江企业上市之后的品牌效应和财富效应令诸多企业家艳羡不已，激励着他们排队上市。

　　中国出口需要凤凰涅槃
　　“对于出口，不是不能提价，是我们不想提价。”这是一种极端的说法，甚至带着些许自负，说这话的是一位其产品产量占全球1/4的企业老总，他完全可以涨价，转嫁劳动力和原辅材料的上涨压力，但他反而不愿意涨价。为什么呢？答案是，他害怕产品价格涨得太多，会在本行业养活很多“小弟弟”，他们用低质量、低价格来进行无序竞争，那么，多年来扩大生产、降低成本的规模效应将会被抵消掉。
　　对于企业来讲，最吃不消的是出口退税率的下调，然后是人民币升值。这位老总所在的行业或许是个特例，不少行业（如印染业等）的确受到很大冲击。作为中国印染业的翘楚，浙江美欣达（002034）也难以避免利润的负增长。我们到访的另一家上市公司，近年产品每年涨价幅度不到3%，但是人工成本差不多翻了一番，原材料也大幅提高。为降低成本，他们已经到内地去拿货，可能的结果是促使相关产业向西转移。
　　在自由竞争的格局下，任何时候都不太可能是“皆大欢喜”或“满盘皆输”，而应是结构性的“几家欢乐几家愁”。关键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我们认为，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就是优胜劣汰，然后引起资源的优化配置。现在来看，资源配置会从两个方向进行优化，一个是产业内优化，一些企业死掉，而一些企业做大；一个是区域间优化，浙江的企业做不了，那内地的企业来做。相反，如果该倒闭的企业不倒闭，该转移的产业转移不了，那经济才真的出了大问题。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出口需要一次凤凰涅似的大洗牌，留下的企业将更加坚不可摧，成为所在行业的中流砥柱。这是经济增长的活力之所在，质量提升之所在。有活力的企业恰如星星之火，只要它还存在，中国经济就有希望。

体制瓶颈：经济发展的真正隐忧
现在才来忧虑增长的环境，似乎“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一位企业家感慨颇深地说：“今天的处境其实5年前就决定了。”
这话很有道理。外贸环境确实恶化了，一些企业疲于应付，而一些企业却游刃有余。今天的变化可能又直接决定了5年甚至10年之后的图景。那么，现在需要作出哪些改变呢？我们认为，这不只涉及表层次的宏观政策，更包括那些由来已久而又不太适应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因素。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体制瓶颈也被一一突破。就拿股权分置改革来讲，这一制度变革激活了资本市场，现在浙江的企业都在排队上市，融资的体制瓶颈将被逐步克服。但从此次浙江调研的情况来看，经济中还有一些体制瓶颈期需要突破。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指出，浙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一面镜子，浙江的体制瓶颈也具有全国代表性，而其他地区的这些瓶颈可能把经济卡得还要紧。

竞争失序
我们访问的很多家企业对无序竞争都有切肤之痛，他们都宁愿现在环境再恶劣一些，以让那些无序竞争者退出市场，不然，就会发生“劣质品驱逐优质品”的现象。比如，在羊毛衫生产的淡季（6、7月份），小厂用15元/件的价格吸引工人，大厂的工人纷纷过去，结果到旺季的时候大厂招不到工，不得不也提高计件工资，被迫压缩利润。
无序竞争还体现在社会信用体系上。一个自然的反应是：外贸环境恶化了，那做内贸吧！而这又谈何容易。企业经理其实大多清楚，做内贸的利润高一些，但为什么不做呢？因为做内贸收钱困难，三角债问题仍然突出。有专家为此建议发展商业票据，但还没有看到具体政策的推进。
为何无序竞争能长期存在？无序竞争还要存在多久？文化方面的原因固然重要，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原因导致无序竞争长期存在。一是中国还不算富裕，人们的消费尤其是农村的消费还停留在“量”上，而未升级到“质”上。二是在不太富裕的背景下，政府的发展战略一度唯GDP是瞻，所以客观上会纵容假冒伪劣和坑蒙拐骗的无序竞争者的生存，而忽略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现在这两个原因都在发生变化，无序竞争的局面有望逐渐改观。我想中国人的消费迟早会经历这样的变化：冬天里，从“多穿几件衣服”→“穿保暖的毛衣” →“穿含30%羊绒的毛衣” →“穿纯羊绒毛衣” →“穿某某品牌的纯羊绒毛衣”......现在整体来看，我们还处在“穿保暖的毛衣”这一消费升级的“储蓄准备期”。消费的改变将导致生产的改变。另外，政府的发展理念也发生了改变，现在强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和和谐发展。无序竞争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而外贸环境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是结束无序竞争的催化剂。

地方保护
某商业上市公司至今没有完成股改，其原因是当地政府不愿意将企业“拱手相让”给外地企业，但这家外地企业又偏偏不愿放弃，以致该公司的股改一拖再拖。目前，许多百货商都盯上了消费升级的良好趋势，纷纷在浙江某市抢滩登陆。而该公司因股权结构未予解决，无法作出长远规划，一些忠实而精明的中层管理者只能望市场兴叹。另有一家大型企业“杭汽轮B”准备在中部建立一个生产基地，却遇到阻力。当地政府宁愿和西门子合作，也不欢迎杭汽轮。我们从这家企业了解到，国内企业根本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在某些主打产品上，就是西门子、三菱这样的国际巨头也与它们难分伯仲。
地方保护极具反讽意味。当中国各个地区都争相向全世界开放的时候，地区之间却存在这样那样的地方保护。地区保护如果不解决，产业转移将受到很大的威胁。这对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削弱，要比工资、汇率等压力所带来的大得多。

体制局限
杭州一家国有企业还在生产CRT电视，每台电视出口只赚0.5美元。理性的企业家应该裁员，提高效率。但在端着“铁饭碗”的1700名国企职工面前，管理者也是踌躇无措。这不奇怪了吗？浙江的民营经济这么活，怎么还会面临这种问题呢？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体制瓶颈”。在浙江这样一个民营经济的社会，仍然有传统的体制作梗，妨碍企业成长，何况国有经济比重高的其他省份呢？

人力资本
工人的工资或许比工人的素质提升得要快一些，而各地普遍反应技术工人难找，这其实都源于中国的教育问题。当然，教育问题从时间上来看，包括学校教育和在职教育；从群体来看，包括工人教育和工厂管理者教育。现在许多消极罢工现象往往是工厂管理者的处理方式不当引起的。

走出更好更快的发展之路
中国经济已连续几年两位数增长，这本身就足以引起人们思考中国经济成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并且，股市的飞涨也需要我们对中长期经济作出判断。在计划经济和转型时期，经济增长容易大起大落，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经济发展要平稳得多，除非发生某些大的冲击，如石油危机、突发疾病等。平稳发展可以是快速的，也可能是慢速的，这取决于经济的内在活力。我们从此次浙江的调研中再次发现，中国强劲的内在活力，就是企业家在面临内外环境变化时采取了积极而明智的应对之策。但是，经济活力也可能被一些体制瓶颈所削弱，单凭企业家本身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这是对政策制订者提出的挑战。随着体制瓶颈的一一突破，中国经济发展在中长期应该会更好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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