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匮乏早已是不争之事实。农民被捆住了手脚，缺乏资金购买农作物种子、化肥、机器设备等。碰到急需用钱的时候，可能不得不忍痛卖掉家里稍稍值钱的财产，如饲养的猪。对于一个拥有1.3 亿在城乡间迁徙的农民工的经济体来说—这个数字几乎是英国总人口的两倍还多—汇款服务的需求也非常巨大。在这里所指的金融服务种类主要包括：金额在1,000 元-10,000 元间的小额贷款，主要用途为农业种植和牲畜饲养；金额在10,000 元-30,000 元间的农村小企业贷款；以及存款和汇款服务。
　　与农业沾边的商业银行，如中国农业银行，早已在降低成本的驱动下撤离了农村市场，其他商业银行似乎也没什么兴趣在人口稀散的农村地区设立网点；农业发展银行已在乡村难觅踪迹，它似乎更愿意成为批发金融商；外资银行自然愿意开在人口稠密又富裕的沿海城镇地区。至于在农村分布较为广泛的农信社，目前普遍陷入经营困境，而且也不是特别专注于为农户服务。
　　中国政府已推出了一揽子改善和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行动。作为努力之一，几年来积极作为于这一领域的央行开始推动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发展：自2005 年末以来，央行在西部五省推动了7 个小额信贷机构试验。不久之后银监会也积极行动起来：2006 年年底，银监会着手打造包括“村镇银行”在内的农村金融新政。二者有所不同：村镇银行有金融机构执照（可以吸储），而小额信贷机构只有工商经营执照（也就是说不能吸储）；小额信贷机构可以4 倍于央行基准贷款利率的利率放贷，但村镇银行的利率规则不明—似乎可以2.5 倍基准利率放贷（但无明确规定）。

　　灵活的监管及业务形式相结合
　　无论在任何国家，农村金融机构的建设都困难重重且成本巨大。使其沿着正确的轨迹发展前进非常重要。有专家认为，打破地域藩篱，尽可能采用灵活的监管最为关键。聪明的市场与正确的政策指引相结合将产生令人惊异的成果—即使在贫困地区。灵活的政策指引意味着：放松贷款利率限制（官方基准利率过低），取消吸储约束，允许农村金融机构管理层自主决定用人及激励办法，打破地域性视角带来的地方性藩篱。最佳的监管氛围是允许实践，鼓励成功的模式获得扩展，当然，当个体机构滥用所赋予的自由时，监管者必须介入。或许可以这样—允许在每个省设立特定数量的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如两到三家，制定总体性指引方针，然后看它们如何经营发展。这样既使得试点工作有序进行，又能将小额信贷机构规模维持在一定范围内，以保证监管效率。
　　世界范围内，某些小额信贷机构从很小的规模开始不断做大，现在已经在申请IPO 了。肯尼亚Equity 银行就是其中之佼佼者。并不是说任何一个小额信贷机构都要有公开融资的雄心壮志，但追求大规模是一个不错的目标。中国的现状是，村镇银行和小额信贷机构只能在特定的小范围区域，通常是人稀地广的农村地区活动。不仅运营成本居高，且跨入邻县的机会渺茫。监管层的担心不难理解：如果没有地域约束，小额信贷机构就会跑去为县城里最具规模的小企业贷款，或者拿着农民的存款在县城里放贷。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农信社的做法提供了佐证。但是，如果小额信贷机构或村镇银行经营有方，几年之后，允许它们铺大摊子是明智之选。如果没有规模效应，在成本的约束下，小额信贷机构缺乏动机增加技术设备、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投入。正确有效的绩效激励机制能积极调动小额信贷机构或村镇银行从业者的工作热情。
　　小额信贷的形式应该灵活多样，其最佳模式通常来源于大量的实践。放眼全世界经营成功的小额信贷机构，有的主打存款服务牌，有的以汇款服务为特色，有的只做贷款，有的则做其中几项或面面俱到。具体到中国，为什么不让村镇银行（小额信贷机构与之不同）获得批发性融资（即允许村镇银行从商业银行贷款）？而要迫使他们通过网点、柜台和存折，靠一己之力吸储—这种模式下成本过于高昂。理想的情况下，应该允许资质过硬记录良好的小额信贷机构获得更加合理的（但不是补贴式）融资渠道。同样，为什么不能让运作良好、获当地百姓信赖，并具备一定规模的小额信贷机构吸收存款？目前，由于未获银行执照，小额信贷机构不能吸储。由此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缺乏银行服务的汇款区域。

控制风险及创造盈利是发展保障
显而易见，放贷给小本经营的农户对任何放贷方而言都存在着风险。很多在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的小额信贷机构将放贷建立在社区信任机制基础上，即为农民甲放贷的条件是农民乙偿还该笔贷款。但在中国这种做法非常罕见，而且，小额信贷机构或村镇银行的现行规则似乎也不鼓励这种做法，因此，必须寻求其他途径控制信贷风险—从理论上说，要求提供担保是有必要的。但在农村地区担保问题存在很多实际困难。还有一种常见的办法是这样，银行先将资金贷给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再向承诺将农产品卖给自己的农户贷款。此外，如果贷款未还，银行有权拿走担保物的观念需在农村地区加以强化，尽管完全转变观念需要时间—或许是数年，鉴于一些农村小额信贷机构背负的慈善机构名声。
制约当前中国农村金融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最大障碍还在于固有的慈善思维—农民需要廉价资金，农业类银行或小额信贷机构就应该满足这种需求，救助扶贫。农信社的例子已经证明这条路行不通。中国所需要的是一种全新的途径，保证农村信贷可持续发展，并保持不断创新，具有正确的激励机制。
农村金融可持续的唯一办法，就是允许放贷机构创造足够的收入，能够覆盖成本并盈利。这种说法听上去很资本主义，但其优势非常显著。首先，这意味着信贷机构是长期存在的，不必年年申请补贴或慈善捐助；其次，行慈善也会令贷款人不把信贷机构当回事，农信社的还贷率之所以如此糟糕，就是因为被看作政府慈善机构，反正早晚有人埋单；最后，授人以鱼的慈善并不能真正给人以帮助。慈善无益于农村金融健康发展，而商业化运作则效用显著。同理，放开贷款利率也是必要的。监管者有理由担心，提高农村信贷利率上限有可能导致农信社等地方垄断性金融机构提高融资成本。但考虑到农信社真正面向农民的贷款少而又少，信贷管制容易滋生腐败，也许在权衡利弊之后能够发现，放开贷款利率的政策是有益的。实证研究表明，只要能够获得贷款,农民愿意支付15%-18%的利率（为当前基准利率的两倍）。
钱能结在农家的果树上，生在碧绿的稻田里，也可以长在辽阔的大草原上。但要实现这些，运用创造性思维，充分理解什么是正确的激励机制显然很有必要。缺乏这些，发展农村金融的战略恐怕难免步农信社后尘。
作者系渣打银行高级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