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大贫富差距、恶化资源配置、货币超发引发的资产价格泡沫、恶性通胀或将激化社会矛盾，这四大通胀后遗症正拷问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方向和增长放缓风险。现阶段，抗通胀的重要性甚至已经超过保增长，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国际经验表明，通胀治理得当，不仅可以使经济经过休养生息，较快地恢复增长，甚至还会促进技术革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使经济和社会出现跨越式发展，转危为机；治理不当，则会使经济陷入低迷，甚至长期衰退。所以，解析和防范通　胀，化解通胀后遗症，成为百年来各国政府不断探索并试图根本解决的一个经济难题。目前，面对货币超发严重、物价节节攀升、输入性通胀难以扭转、产品和服务价格不断上涨的局面，抑制需求、结构调整双管齐下，可能是平抑中国通胀的有效手段，而具体如何构建政策组合拳，考验的却是各相关部门的决策智慧及操作层面的执行力。
　　全球性通胀已从经济学家讨论的话题变成残酷的现实。
　　2011年5月，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的通胀率分别达9.6%、9.06%、6.55%。发达经济体中,美国5月CPI同比涨幅上升至3.6%,为2008年10月以来最高；欧元区4月CPI同比涨幅也上升到2.8%，同样为2008年10月以来最大涨幅。中国CPI同比涨幅在2011年6月达到了6.4%的36个月高点。
　　通胀的蔓延增加了经济复苏的曲折，也令各国政府感到紧张。自以色列在危机后首次加息以来，澳大利亚、挪威、加拿大、新加坡、中国、韩国、泰国、越南和印度等国家都先后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欧元区在2011年4月8日也宣布了首次加息。但是，目前政策的两难在于，一旦采取紧缩政策又担忧经济重回下滑通道。因为本轮通胀的特点在于：经济未热而通胀已至；通胀与高失业率并行；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同时资产价格泡沫仍存；大型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而国际局势又处于极度动荡之中；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面临转型，同时发达国家债务问题也危机四伏；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尚在进行，而经济增长又缺乏新的产业引擎。因此，通胀虽然周而复始，但本次通胀又有着太多的不同。
　　在这迫在眉睫的历史性时点，让我们回顾和总结过往各国通胀的特征及治理经验，说说通胀那些事儿。

　　四大“后遗症”是经济增长的杀手
　　拉大贫富差距
　　马克思说：“战争是对外的掠夺，通货膨胀则是对内的掠夺”。每一次通胀都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一般情况下都会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显示，通货膨胀率愈高，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愈大。通货膨胀对每个人都是不利的，对低收入阶层的打击更大。通货膨胀的再分配效应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不利于靠固定的货币收入维持生活的人；二是对储蓄不利，存款的实际购买力会降；三是对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产生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2007年是上一轮全球经济增长的高峰，在需求和投机因素的推动下，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国际原油价格狂飙，在2008年7月创下每桶147美元的历史高点，导致美国通胀率高达5.6%，为1991年1月以来最高。2007年9月中旬，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股市最大跌幅超过50%，楼市价格加速下滑，导致家庭财富大幅缩水。2009年一季度美国家庭财富缩水至50.4万亿美元，较2007年三季度65.2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下降22.6%。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富有家庭与接近贫困线家庭的贫富差距由2007年的11.2倍扩大到了11.4倍。美国各阶层家庭的年收入在2008年普遍下跌，但是中低收入家庭下跌幅度最大。2008年美国家庭中位收入由5.2万美元下降到5.03万美元，这不仅抵消了10年来美国家庭收入的增长，而且美国家庭收入陷入1997年来的最低点。 2008年，美国的贫困人口比例跳升至13.2%，为11年新高。
　　与美国情况类似，商品价格全面上涨导致英国通胀高企，2008年9月英国通胀率上升至5.2%，为1992年3月以来最高。英国就业与养老金部2009年5月数据显示，英国贫富差距创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高纪录。英国最富裕的10%家庭每周收入1033英镑（1551美元），而最贫穷的10%家庭每周收入仅有147英镑（221美元），差距约达7倍。
　　而20世纪80年代，巴西的通货膨胀就像脱缰的野马，几乎每年通胀率都在3位数以上，甚至高达四位数：1980-1985年间年均通胀率为343%，1986-1989年的年均通胀率为585.9%（图2）。高通胀对社会不同收入阶层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区别。巴西高收入阶层的工资常与美元挂钩，并且直接存入一种特殊的银行账户，其利率天天随通胀率的变化而调整，因此，他们的工资收入基本上不受或很少受通胀的影响。低收入者则不然，尽管其工资经常根据指数化进行调整，但调整的幅度总是小于通胀率的上升幅度,实际收入大幅下降。

　　恶化资源配置
　　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和粮食危机，严重恶化了社会的资源配置，很大程度上拉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甚至使得一些经济体陷入长期衰退。
　　1973-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整个社会的运营成本大幅提高，这两年美国的通胀率分别达到了10.9%和9.1%。采掘、农林牧渔等行业由于受益于油价、粮价暴涨而表现较好，而制造业、交运仓储、建筑业、零售业和批发贸易为代表的大多数行业表现较差。高通胀鼓励了低效率的资源垄断性行业和服务性行业，抑制了制造业等行业的创新能力，同时还严重削弱了消费和投资需求（图3）。1975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

　　1979年第二轮石油危机爆发。石油日产量锐减，油价骤升，从每桶14 美元飞涨到近40 美元。与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时期一样，美国经济出现了滞胀，1978-1980年美国通胀大大加剧，同时产出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1979年和1980年，美国通胀率高达11.3%和13.5%，实际GDP 下降0.3%。
　　上世纪80年代，一直饱受恶性通货膨胀问题困扰的拉美地区，通胀几乎发展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阿根廷、巴西和秘鲁的年通胀率曾达到4位数，波利维亚和尼加拉瓜的通胀率曾达到5位数。恶性通胀导致经济萧条，期间拉美地区经历了持续的经济衰退，平均经济增长率1950-1980 年从5.3%下降为1.1%，因此，上世纪8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

　　货币超发
　　引发资产价格泡沫
　　上世纪90年初，资产价格泡沫对日本经济造成的深刻、持久的冲击屡屡被提及。自1987年始，日本央行长期执行超低利率政策，造成货币供应量快速上升，过剩流动性涌入证券和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急剧攀升，泡沫经济逐步形成。1987年3月，日本股市市值高达2.7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占全球股市市值36%。1985-1989年，日本股市年均增长率近50%，而同期实际GDP仅上涨4%。房地产行业成为另外一个大泡沫，1987-1989年，日本城市土地价格平均上涨103%。
　　资产价格的持续、大幅上涨，使日本政府逐渐感受到了压力，但是，后来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过于仓促严厉，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快速破灭，经济硬着陆。自1989年5月开始，日本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的紧缩货币政策，日本政府出台了系列土地政策，以控制土地投机。这样，日本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大幅下挫，日本泡沫经济开始崩溃。
　　股市与楼市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硬着陆，并陷入长期萧条。首先是资产价格严重缩水，负债恶性膨胀，大量企业倒闭。1990年，仅地产与股票两类资产就给日本带来了1500万亿日元的巨额损失，这个数字相当于日本全部个人金融资产的总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急剧恶化导致大量企业倒闭。
　　其次，个人和家庭收支严重恶化，国内消费不振，投资需求减少。1990-2003年，由于企业需求下降造成的损失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20%。
　　再次，商业银行陷入困境，不良债权急剧增加，大批金融机构破产。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严重的衰退之中，这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衰退被称为“平成萧条”，是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对日本经济打击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萧条。

　　恶性通胀激化社会矛盾
　　高通胀一直也是中东、北非国家难以摆脱的问题，多数国家通货膨胀水平高于GDP增速。目前，埃及、苏丹、尼日利亚CPI同比增幅都在10%以上，持续上涨的物价加大了居民的生活成本。如埃及2011年3月通胀率同比上升11.5%，4月进一步上升至12.1%，创12个月内新高。
　　高通胀、高失业严重恶化了社会生态环境，民众生活困苦不堪，接近一半的埃及人，平均每天的生活支出不足2美元，食品支出占其日常支出的比重超过50%，能源、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直接威胁到埃及民众的生存，社会动荡也就不可避免了。2011年年初以来，中东、北非许多国家的政府当局仿佛多米诺骨牌一般相继倒下，突尼斯和埃及总统被迫下台，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岌岌可危，沙特、伊朗、也门、巴林等国家也不断遭遇民众抗议浪潮。
　　虽然印度、巴西、俄罗斯、阿根廷等国家没有出现类似于中东、北非的政治动荡，但不断飙涨的物价也引发了民众的抱怨甚至恐慌，如果此轮通胀得不到有效控制，这些国家的政局也有可能出现较大的变数。

　　并非不治之症，
　　但须把握治理之“机”
　　通胀虽然有各种后遗症，但如果治理得当，则可转危为机。
　　通胀过后，宏观政策往往会更加审慎，甚至维持较长一段时间，这为未来的增长创造了较好的政策环境。
　　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巴西的经济发展一直深受恶性通胀的困扰。特别是在1989-1990年和1994-1995年两个阶段，巴西的月平均通胀率在30%左右，年通胀率在200%以上。直到1994年，巴西政府推出了三大宏观经济新政（控制通货膨胀率、采取浮动汇率政策、采取更审慎的财政政策），并在1995年采取了“REAL PLAN”，实行新流通货币之后，通货膨胀才被成功治理。
　　鉴于高通胀给经济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1995年以后，巴西央行长期维持较高利率，实际利率水平一直为正（图5）。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复苏中，大宗商品价格快速回升，巴西率先遭受通胀困扰。2010年二季度以来，面对通胀，巴西央行毫不手软，连续加息，过去一年基准利率已从8.75%快速上调至12%。由于巴西政府长期的控制通胀政策，导致其通胀水平及中期通胀预期一直较为平稳，经济增长也一直比较稳定，仅在1999年、2001年和2009年因遭遇外部冲击而出现短暂的衰退。

　　经济恢复增长，甚至步入较长时期的低通胀、高增长阶段。
　　1993年，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宣布，美联储决定放弃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中心的货币政策，转而实施以调整实际利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在格林斯潘的领导下，美国的通货膨胀进一步得到控制，实现了长达十多年低通胀下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自1990年新西兰率先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以来，目前已有美国、欧元区、英国、瑞典、加拿大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实行。由于盯住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制度是以国内经济均衡作为首要目标的货币政策制度，它可以直接平滑经济的波动，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全球主要经济体采取通胀目标制以来，在1995之后的十几年中，全球经济经历了低通胀、高增长的美好时期（图6）。

　　促使经济结构转型、技术进步、产业升级。
　　第一次石油危机迫使日本加速调整产业结构。日本从治理恶性通货膨胀入手，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开发节能技术和新能源，企业开展瘦身运动，终于克服了石油危机，迎来了经济发展的新高潮。这次产业结构调整的成功调整，使得日本经济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的表现，不但好于第一次石油危机时，也好于同期美国经济。
　　在1973年以后的10年中，日本实际GNP增长47%，而一次能源消耗量只增长了17%，单位GNP的石油消耗量下降了一半。2004年，日本的GDP全球占比为16%，而一次能源消费占比仅为5.3%。在降低重化学工业比重的同时，能耗较低的电子、家电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平均水平超过美国。目前日本的太阳能发电、蓄电池，以及其他节能技术在世界居领先地位，其基础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打下的。
　　为社会平均福利水平提升创造了契机，社会结构更加稳定、和谐。
　　巴西自1994年7月实施“雷亚尔计划”以后，通胀率急剧下降：1994年二季度的月通胀率为 45%，1996 年平均不足 1%。随着通胀率的下降，巴西的收入分配状况也有所改善。根据对 6 个主要城市的调查，由于通胀率下降，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了10%，而低收入工人的工资则增长了 3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中的比重从 1994 年 7 月的 42%跌落到 1995 年 12 月的 27%。而基尼系数也从1993年的0.6降低到1995 年的 0.59。

　　中国通胀“症候群”
　　及治理之策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发生了数次物价明显上涨的现象。如果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上涨超过5%来定义一般通胀，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上涨超过10%来定义恶性通胀的话，中国先后经历了五次通货膨胀（图7），其中1988-1989年和1992-1995年的两次可视为较恶性的通货膨胀。

　　针对各阶段通胀产生的原因、通胀症候，中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治理措施（表1）。

　　本轮通胀四大新症候
　　自2009年底起步以来，中国的本轮通胀已持续了近一年半，其症候除了表现出与过去几轮通胀期相似的特征外，还呈现出以下的突出特征。
　　一是货币超发严重。诱发本轮通胀的货币性因素更为突出，如本轮M2的增速更为迅猛：2008年12月M2增速快速上升以来，持续16个月都在20%之上，高点接近30%，远高于2007-2008年通胀期间的货币增速，由此也导致中国M2存量从2008年末的47.5万亿元上升至2010年末的72.5万亿元，以M2 16%的增速计算，2012年M2存量将接近100万亿元，四年翻一番，而M2/GDP 也从2008年的1.51快速反弹至2010年的1.82，大大超出其他新兴市场国家1-1.5倍的水平（图8）。

　　货币的超发将对未来经济中长期发展造成损害，主要体现在，首先它扭曲了社会资源配置。如在经济刺激过程中，更多的信贷和货币资源流入了国有经济部门，使得国有部门扩张步伐加快，诸多行业都出现了明显的国进民退现象，民间资本进入诸多产业领域受阻，从而固化了旧有的垄断利益格局，不利于企业家才能的充分发挥，损害了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活力。
　　其次，它还恶化了社会收入分配格局。如由于超发的货币更多流向拥有土地、资本和资源的所有者，他们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财富，而以领取工资为主的普通劳动者财富份额则相对减少。财政部2009年12月关于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统计数据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10%的最低收入家庭，其财产总额仅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而衡量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则由2008年的0.47上升为2010年的0.49，距0.5的收入差距悬殊标准线仅一步之遥（图9）。这从经济角度无疑会进一步固化中国经济增长依赖投资的模式，加剧消费快速增长的难度，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从社会角度则会强化中国居民阶层的分化，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

　　二是资产价格泡沫上涨助推物价。货币严重超发无疑催生了对流动性敏感的资产价格泡沫，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房价目前普遍是2009年初的2倍，而广大的中小城市的房价由于过去基数低，涨幅更猛（图10）。房价的居高不下又直接推高了中国的租房价格，使得CPI租房价格上涨压力大，如本轮租房价格从2010年4月突破3%之后，一直处在持续上升通道中，2011年3月涨幅已达8%，远远超过上一轮2008年1月的最高涨幅4.7%（图11）。

　　资产价格泡沫无疑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当前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大量的农民工需要进城完成向市民的转化，但房价的高企将直接提高进城的住房成本，由此也就对中国城市化的推进构成巨大约束。与此同时，资产泡沫引发的房地产市场过度景气较大程度上吸引了过多资金进入该领域，从而直接扭曲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得最需要获得资金发展的制造业发展放缓，阻碍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图12）。而资产泡沫一旦管理不当，导致房地产泡沫破灭，就会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并影响社会稳定。

　　三是输入性通胀特性突出。本轮通胀的某些症候还与特殊的国际经济背景密切相关。2009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为解决金融危机过程中受损的资产负债表问题，滥用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复苏，由此也就造成全球流动性极度泛滥，而这强化了全球的通胀预期，使得各类资源成本显著提高。当前各种上游原材料成本，包括铁矿石、原油、铜等都接近或超过上一轮通胀水平的高点，其中代表大宗商品综合指数的CRB指数截至2011年6月上旬已经比2008年高点高出18%，这无疑对缺少资源的中国形成较强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图13）。

　　我们认为，这样的情形还将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延续。虽然当前大宗商品价格受美国加强投机监管、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将退出、全球经济放缓预期等因素而短期有所回调，但是在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大宗商品仍存在较强的上涨动能。如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正在经历工业化、城镇化的较快转型期；发达经济体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财政减赤还远没有完成，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也将是个缓慢的过程。美国要想彻底走出这一轮金融危机，就必须完成经济结构的再造，即从资产膨胀型向实体经济再造型转变，而这无疑是个十分艰巨的过程，为此，美国将不得不延长宽松货币政策时间，以为市场主体适应结构转变提供缓冲空间。
　　四是成本推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突出。本轮通胀还更多受低端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推动，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和服务上涨也就更加突出，如2010年农民工收入的持续上涨大大增加了种粮的机会成本，粮食价格2010年涨幅呈逐渐扩大之势，自2010年4月涨幅超过10%之后，12月涨幅达到15.6%，至今也仍在高位震荡，这都大大超出上轮通胀粮食价格最高8.7%的水平（图14）。CPI服务价格自2010年6月同比突破2%以来，一直维持上升趋势，2011年1月达到最高涨幅4.6%，这也大大高出上轮涨幅最高的2.6%。

　　未来几年，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将越来越突出，从而给物价上涨施加更大的压力。数据显示，当前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将支持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如按联合国标准，中国14-64岁劳动力人口将在2012年前后达到峰值，自此以后新增劳动力人口将减少，而其中年轻劳动力人口锐减速度更快：中国1990年代出生人口总计只有1.59亿，大大少于1980年代和1970年代出生的2.27亿和2.12亿。
　　各类资源及成本的过快上涨，将使得中国制造业在今后较长时间里始终面临高成本的压力，这直接压缩了中国制造业发展本可以享受的“低成本”红利，在一定程度上必将抑制工业化的进程。同时，高成本也将迫使中国不能再追求经济的高增长，以免推高通胀，损害经济和社会稳定。
　　本轮通胀的这些新症候将对中国今后经济平稳运行、结构的转变、产业升级等产生深远的影响。

　　消肿手段:抑制需求、结构调整
　　这一轮通胀与以往几轮通胀不同的显著特征还在于，过去几轮通胀都是在经济较长时间繁荣后产生的，而本轮通胀期间，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复苏程度都相对有限，中国只有两个季度的GDP增速超过11%，并未发生明显的经济过热，这说明本轮通胀成因主要不是来自需求因素，更多来自各类成本提高的推动。因此，对于通胀诱因的治理以及化解也就不仅只是抑制需求，而是需要更多全面综合的手段，尤其是供给层面的经济结构调整。

　　抑制需求是“消肿”的前提
　　为消除物价上涨的货币条件，紧缩货币信贷是关键。
　　截至2011年7月12日，央行已累计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准备金率水平已达到21.5%，加息次数也达到5次。在这些紧缩政策的作用下，货币信贷增速已初步得到遏制，M2增速也已回到年初央行确定的16%左右。我们预计央行为巩固调控成果，2011年7-8月还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可能还有一次加息。
　　这些紧缩措施对于消除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如持续的紧缩将抑制企业的短期货币需求，由此使得M1增速能够延续2011年1月以来的持续下行趋势，而根据M1增速对CPI一般有稳定领先6个月的关系，可以预期CPI将在7月受到抑制，出现明显的回落（图15）。

　　除了货币层面的紧缩外，压缩经济需求也是抑制通胀的必备选择，首先是投资需求。应该看到，当前投资增速仍比较快，2011年1-6月累计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25.6%。今后随着中央政府进一步强化对于地方政府借“十二五”启动初期上项目的投资控制，投资增速将会逐渐下行，从而减缓PPI的涨幅及其对于终端消费品的传导。
　　此外，抑制房地产的投机需求仍需继续强化。应该看到，当前经历了三轮房地产调控，随着各地出台限购、限贷等措施，房地产市场的热度正在逐渐降温，如果这种状况延续一段时间，将有利于抑制通胀。但令人担心的是，随着房地产市场热度的降温，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会出现大幅度下降，并开始拖累地方投资增速，有关政府部门会再次降低房地产调控力度，那样就很可能导致前期房地产调控成果再次夭折，因此，继续强化房地产调控仍十分必要。
　　周期性的通胀症候虽然会在需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2010年下半年得到缓解，但鉴于中国中长期结构性通胀压力的严峻性，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仍应保持比较偏紧的状况，如未来M2增速目标应进一步调低，利息水平进一步提高以消除负利率。这样，一方面可以逐渐消除前期过于宽松货币条件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证结构调整过程中通胀压力的合理释放不会激发新的通胀预期。

　　结构调整是化解通胀症候群之本
　　抑制需求只能减缓周期性的通胀压力，对于由成本推动带来的供给层面结构性通胀压力，就需要采取更为综合的手段。
　　短期需要扩大短缺产品的供给。目前为保持粮食价格的稳定，政府决定开展2011年全国粮食稳定增产行动。相关政策的奏效将有望保证2011年6月夏粮的连续增产，从而有利于降低6月后粮食价格的涨幅；近期猪肉价格持续上涨导致的猪粮比提高，已使得春节后养殖户的补栏积极性大幅上涨，这会增加后期的生猪存栏量，根据仔猪育肥到出栏一般需要4个半月到5个月周期计算，6-7月后生猪存栏量会有明显增加，供求形势将得到缓解，猪价上涨的顶点在年中出现的可能性较大。
　　从中长期来看，更多经济结构调整措施的加快实施是必要的，如政府应多采取结构性减税、降低经济运行流通成本等多种措施减轻企业负担，鼓励企业多采用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包括各类资源品价格改革，鼓励、保护竞争和制止垄断行为，放宽市场准入等以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激发市场主体创新能力，以达到缓解结构性价格问题，提高经济系统对通胀冲击的自我调节能力。
　　而在此过程中，还需加快收入分配改革以及民生福利建设，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只有这样才能尽快纠正通胀对于收入分配以及民生利益的损害，有利于积累劳动生产率提高所需的人力资本，增强民众对于未来经济运行可能进入高成本时代的适应，促进内需结构向消费的转变（表2）。

　　只有在这些标本兼治的综合措施作用下，此轮通胀后，中国经济才有望在未来较长时间保持平稳增长，并顺利实现经济转型。
作者单位为中国民族证券研究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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