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潍坊的李先生买了60万元的超日债，一向认为自己投资谨慎甚至有点保守的他，没料到自己会成为中国债券史上首例违约事件亲历者。他不远千里奔赴上海，一定要亲口问问究竟发生了什么，该怎么解决。

　　3月25日上午8点29分，李先生从青州火车站搭乘高铁，于下午两点抵达上海，单程花费400多元。下午5点，李先生的手机响了起来，是中信建投打来的，通知他3月26日下午的债权人会议延期。许多外地债民同李先生一样，为了赶赴上海参加债权人大会，都已早早订好了车票、机票、酒店，然而会议因“报名参会人数不够”而突然延期，触发了债民的不满情绪。

　　李先生并未对此次上海之行做过多计划，甚至连返程日期也没确定。他希望能和同命相连的债友们一起商量对策，抱团取暖总比单打独斗强。为了吸引更多关注，获得舆论支持，债民们对媒体持欢迎态度，还会主动寻求记者报道。

　　年近八旬的张老先生把他毕生的积蓄99万元全部投入超日债。他曾经持有十多家公司的债券，因为看好超日太阳能的前景，渐渐把其他债券都卖了，集中财力精力扑在超日债上。结果，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并且碎了。超日债的散户债民中，大部分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他们看中债券的高利率和低风险，不少人甚至把养老钱都押上了。

　　3月25日，债民们坐在一起商量对策。除了要求返还本息之外，还把矛头直指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表示不愿和中信建投处在同一战壕去“对付”超日的违约行为。

　　66岁的上海债民钱女士用多年省吃俭用的积蓄，买了21万元的超日债，另外还持有少量超日股份。在过去几周，钱女士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感觉要崩溃了”。

　　债民们随身带着超日公司的公告、通知、维权议案等文件，把纸张对折再对折，塞进信封，放在包的夹层。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控诉超日的铁打证据。

　　3月26日，原本应是第一次债权人大会召开的日子，部分债民前往上海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反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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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国龙（中）是最早接触超日债债民的律师之一。两鬓斑白的债民茫然失措的情景让他深受触动，他建议债民通过法律渠道理性维权。据了解，目前已有部分债民向法院提起诉讼。而超日债宣告违约后，打击了债民的投资信心，引发外逃式减持恐慌。人们不禁猜测：谁会是下一个“超日”？

　　偏居于上海东南郊区一角的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其发行的“11超日债”在3月4日正式宣告违约而深陷中国债券业的舆论漩涡。

　　3月24日，原定于两天后召开的第一次债权人大会突然“被延期”。即便如此，3月25日，全国各地的债民们依旧按原计划汇集上海，他们面临的将是一段漫长的维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