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监管层的一位人士近日向本报记者表示，银监会认识到在实体经济面临复杂经济环境和困难的背景下，银行应该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不能再充当“刮利”的角色。针对围绕贷款滋生的各类违规收取服务费问题，银监会提出“不准以贷转存，不准以贷收费，不准存贷挂钩，不准浮利分费，不准一浮到顶，不准借贷搭售，不准转嫁成本”。（《广州日报》2月9日报道）

　　银监会出台“七不准”，可以看作是应对舆论的“条件反射”，作为银行的监管部门，银监会耳闻目睹银行收费乱象，不得不发出一点声音。表面上看，“七不准”义正严词，仔细揣摩，除了要求银行自查自纠的“要求”外，并没有明确处罚条文和追责细则，如此看来，颇有表演的成分在内，银监会与其高调喊出“七不准”，还不如一招打在银行的“七寸”上，方能收到实效。

　　正如此前媒体曝光的银行内幕，近年来银行的资本利润率已经不仅大幅高于工业，而且高于石油和烟草。数据报告显示，中国工商银行去年上半年净利润1096亿元，平均日赚6.05亿元。曾有银行负责人称，“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银行利润之高，已到了“不好意思”的地步，可见这样的利润获取渠道并非光明正大。其背后隐藏的不仅有银行的垄断地位，更重要的是相关部门对银行的监管缺失，才将银行打造成“印钞机”，受益的是银行机构，受损的却是公众利益。

　　分析银行暴利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靠加大利差盘剥，我国的16家上市银行，去年前三个季度的净利差收入超过1.2万亿元，占营业总收入80%，也就是说，银行的营业收入当中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来自于存贷款利差。二是手续费繁多，2003年银行收费项目仅300多种，现行《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中列出的收费项目多达3000种，7年时间增加了10倍。银行之所以“名利双收”，无非是源于其相对垄断的行业地位，既控制着国内金融业的主线，又成为民众必须依赖的交易场所，监管的缺失，必然导致银行各种乱象的产生。

　　就目前而言，遏制银行暴利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反垄断。按照我国《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银行完全符合反垄断的性质和特征，依法对其进行反垄断调查正当其时。只有通过反垄断，对银行进行重罚，才能对包括银行在内的各行业起到最大的警示作用。对比“七不准”，反垄断无疑是一招打“七寸”的重拳，在掌握银行“命门”的前提下，逐步化解和消除其垄断性，才能将各项规章制度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