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柳立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自去年爆发以来，人们看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些被国际评级机构评定为高信用等级的国际著名商业银行，在这次金融风暴中普遍陷入了危机，有的甚至陷入破产的境地。而一直被国际评级机构视为信用级别较低的中国银行业则一枝独秀，在中国经济增长强劲的支撑下，在银行监管当局严格的监管下，在银行业自身不断降低风险、改善内控的努力下，顶住了国际金融风暴的冲击，仍然保持了良好的流动性和盈利能力。于是，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国际评级机构的银行评级标准和方法是否存在问题？那些适合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评级方法是否适合于对中国银行业的评级？中国的银行业在逐步壮大和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是否应该在银行评级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增加我们在银行评级中的话语权？近日，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史建平教授就上述问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史建平教授认为，回答这些问题不仅仅是走向国际化的中国商业银行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已经出现明显问题的国际金融体系，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客观要求。
　　一些貌似公平的国际准则对发展中国家存在歧视
　　记者：银行信用评级是对一家银行当前偿付其金融债务的总体金融能力的评价，它对于存款人和投资者评估风险报酬、优化投资结构、回避投资风险，对商业银行拓宽筹资渠道、稳定资金来源、降低筹资费用，对监管当局提高监管效率，缓解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市场运行的波动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您认为，目前国际评级机构的银行评级标准和方法是否存在问题？
　　史建平：银行评级体系由三个层次构成：一是银行自身的评级，也就是银行的内部评级；二是外部机构对银行的评级，如标普、穆迪、惠誉等中介机构对银行的信用评级；三是银行监管机构对银行的监管评级。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是“骆驼”评级法，也就是根据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水平、盈利能力和流动性状况来决定银行的信用等级。由于银行的评级是投资者、监管者、存款人乃至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是反映一家银行稳健性和成长性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银行经营者十分重视对自身的信用评级。
　　如其他国际事务一样，国际银行评级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由西方主要国家的几家评级公司主导，当今世界则主要是由美国的几家评级公司垄断了银行评级市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银行评级事务中几乎没有任何声音。由于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的国情知之有限，再加上某些偏见，他们对中国银行业的评级往往并不符合实际，于是，中国的银行业普遍评级较低，从而严重地影响了中国银行业在海外开展业务和在海外市场上市。
　　在中国经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一句常见的话就是与国际“接轨”。诚然，全球化就意味着要遵循全球统一的所谓“国际准则”，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全球化过程中也不得不去适应这种全球通行的规则。但问题是，在这些貌似公平的国际准则中，却有相当一部分对发展中国家存在歧视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初步形成，当今世界已经不是单一的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一些在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下通行的国际规则，不一定适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且对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否是最优的经济模式，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去适应业已存在的所谓“国际规则”，或者说，国际规则也存在着改革和创新的问题。
　　“骆驼评级法”对中国商业银行有局限性
　　记者：谈到国际银行评级问题，必定谈到传统的美国“骆驼评级法”，在西方范式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或许有它的科学性和普遍适用性。但如果拿来对中国商业银行进行评级，是否合适？
　　史建平：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该评级法对各国商业银行的信用等级评定，其上线是该银行所在国家的主权评级，而恰恰是这个主权评级，其主观随意性很大，存在着对非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明显的歧视。这是主观偏见所致。
　　其次，评级方法本身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缺陷。以流动性的评价方法为例：一般的评级方法都是依据若干流动性指标(如流动性比率、超额准备金比率等)来判断银行的流动性状况，这种评价方法主要反映银行的资产流动性状况，忽视了资产和负债结构对流动性的影响，因此它并不能真实反映银行整体的流动性状况。银行的流动性包括资产的流动性和负债的流动性两个方面，资产结构和负债结构都会对银行的流动性产生重要影响。就拿负债来说，具有不同负债结构的银行，在其他指标相同的情况下，实际上其流动性状况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例如，具有不同存款结构的银行，其流动性就存在很大差异。一家以企业存款为主要负债的银行，或存款客户相对比较集中的银行，其负债的波动性就较大，一旦经济出现波动，其遭受流动性危机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相反，如果银行的存款以个人储蓄为主，或者说银行存款的客户相对比较分散，其负债的波动性就相对较小，对流动性的影响也小。推而广之，银行的整体负债结构(如存款与借入资金的结构)不同，对其流动性也有重要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在现有的银行评级方法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正因为如此，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那些评级较高的西方商业银行普遍遭受流动性危机，而评级较低的中国商业银行则普遍流动性充裕，原因就是中国商业银行与西方商业银行在负债结构上存在的差异性。在中国，商业银行的负债主要是各项存款，在各项存款中，又以居民个人储蓄为主。这种负债结构使得越是在危机时期，其负债的稳定性越好，因为存款人面对经济危机会采取更加审慎的消费和投资行为，存钱成为他们应对危机的一种最理性的选择。而以公司活期存款为主的西方商业银行，在危机到来时就会出现存款的剧烈波动，最终导致流动性危机。
　　现有评级方法的另一个重要缺陷是环境因素对商业银行信用等级的影响未能充分体现。对商业银行信用级别有重要影响的环境因素包括银行所处的一国经济体制环境、经济发展阶段或模式、社会文化环境、公众信任程度以及各种隐性担保等，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商业银行的经营和发展，有的因素的影响程度甚至超过银行自身的资本、资产等内部因素。以中国的商业银行为例，国有资本占主导的股权结构，使得商业银行拥有国家信用的巨大的隐性担保，公众对银行尤其是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信任程度远远超出那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银行的信任程度；中国老百姓崇尚节俭的文化和存钱的习惯，使得商业银行拥有稳定的流动性来源，而且越是遇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这种存款的稳定性越好，从而可以为商业银行应对危机提供强有力的流动性支持；还有，中国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使得银行业的发展具有广阔的空间。以上这些环境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抵消由于银行自身经营带来的一些问题，如资本充足率偏低、资产质量不佳、盈利能力较低等的影响，使中国的商业银行总体上具有十分良好的成长性和投资价值，相反其总体上的风险却较小。
　　由此可见，那些国际评级机构运用现行的国际银行评级方法在对中国银行业进行信用等级评定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偏差，对中国商业银行信用等级低估也是必然的。然而，市场是公平的，在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中国银行业的良好表现给了那些一直以客观、公正自居而事实上却是贪婪、充满偏见、道德沦丧的国际评级机构一记响亮的耳光，也对这些机构以及他们所制定的所谓国际规则的权威提出了挑战。
　　获得银行评级话语权，具有关键性意义
　　记者：中国的银行业在逐步壮大和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是否应该增加在银行评级中的话语权？
　　史建平：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中国经济正以令世人羡慕的速度迅速崛起，中国的银行业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迅速成长，成为全球银行市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随着中国逐步成为经济大国，必然就也会成为银行业的大国。中国银行业在进一步市场化、国际化的过程中，必将进一步扩大开放，逐步融入到全球金融市场中去。作为一个大国，就有大国的责任，中国银行业在未来的国际市场上，也应当担当起与我国经济地位相适应的责任，在国际银行业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而获得银行评级的话语权，对于我国银行业的全球化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为此，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认真研究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商业银行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借鉴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方法，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评级方法和监管当局对银行的监管评级方法。
　　第二，应当着力培育我国的商业化外部评级机构，逐步开展国际银行评级业务。政府应当通过政策引导、法律规范等方式，首先下力气整顿我国现有的资信评估行业，规范其行为，提高其公信力；其次重点培育一批中资资信评估机构，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同时，研究如何改革现有的西方国家国际评级机构的银行评级方法，建立一套更为科学合理的新的银行评级标准和评级方法，逐步开展对国际银行业的信用评级业务，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公信力。
　　第三，在对外开放中，坚定不移地推行信用评级的中国标准。鉴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穆迪等国际评级机构令人遗憾的表现，我国应不失时机地推出在评级事务中的中国标准，有关政府部门应率先使用中国标准，如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或上市，应符合中国标准的信用等级要求等，同时引导其他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对外交往中采用中国标准，逐步把中国标准推向世界。
　　史建平 经济学博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中央财经大学民泰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工程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金融体制改革、商业银行管理、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