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高增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担忧。今年2月信贷投放将超过8000亿元，而此前的2008年12月和2009年1月中国银行体系分别投放了7400亿元和1.62万亿元的信贷。银行体系对政府政策信号的积极响应，让市场越发担忧的是，在短期这会不会带来不良资产的再度大幅增长；而在长期，危机之下有“准财政”色彩的信贷重启，会不会弱化过去5年来推进的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日前，《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标普中国金融机构评级副董事廖强，就以上争论展开讨论。
　　拉动经济的关键是启动民营部门信贷
　　《第一财经日报》：应该如何评估当前信贷高增长对经济的刺激作用？
　　廖强：要避免经济陷入较大的下行境地，信贷的支撑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但信贷增长本身能否带来经济快速反弹，是有疑问的。
　　银行信贷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之间，还难以建立稳定的联系，这是有前车之鉴的。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的1999年到2002年，官方也一直试图推动信贷快速增长，但那几年里，由于受到企业家并不乐观预期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并不很激进，尤其是民间投资一直是不温不火。信贷增长如果只是围绕政府项目，只和大型企业相关的话，全面的信贷高速增长也是实现不了的。在1999年到2002年，整体GDP也是处于相对低的状态。
　　也就是说，如果官方对信贷的引导，不能最终拉动私人部门信贷增长，通过信贷扩张来拉动投资、拉动经济，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对于银行来说，这种信贷高增长是否可持续？比如下半年会不会信贷负增长？
　　廖强：总结一下的话，过去3个月信贷增长，第一部分是投向了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相关的行业、部门和项目，大的企业也拿到了一些新的信贷；第二部分是对2008年紧缩时受到抑制的信贷需求进行的信贷满足；第三部分是与票据相关的信贷增长；第四部分是部分表外业务挪到表内，而产生的信贷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第二部分是一回事。
　　但这几个部分的信贷增长，在我看来，整体上是不可持续的，尤其是过去3个月这样的信贷增长。
　　不过下半年出现信贷负增长的可能是非常小的。新中国历史上信贷负增长的年份只有三年，1961、1962、1963年是全年信贷负增长。
　　即便是月度信贷负增长，在1991年之后也只有3个月份出现了负增长，分别是1998年1月、2004年7月、2005年7月，而且负增长的幅度也都很小。从月度信贷负增长的原因来看，1998年1月的负增长和当时的金融危机有关系，政策刺激还没有启动，但负增长的因素整体来说是偶发的，而且负增长都没有持续，因此我想我们担心的不是信贷的绝对负增长。但下半年，银行体系信贷增长率的下降是有可能的，而且由于基数的原因，下半年越往后增长率下降的可能性越大。
　　信贷增长存在明显的
　　质量放松迹象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经济危机背景下的银行信贷扩张？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和经验来看，这种危机期间的信贷扩张，最后的结果是给银行带来什么？
　　廖强：通常来讲，看到经济危机的爆发，银行的行为总是收缩信贷。这是有内在经济道理的，因为危机爆发本身意味着经济活动减缓、原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取消，资金需求减少，信贷需求减少，加上银行考虑到放大的风险，理性的行为都会看到信贷紧缩。
　　但是中国的问题并不是面临经济危机，而是处在下行的经济周期，只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但经济还是有正的增长率。经济本身还在扩张，只是经济扩张的速度在大幅放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银行一直是信贷扩张的，差异只是信贷增长的速度会是什么样子。
　　只是，中国银行业商业化改革时间还短，银行对于政府扩张性宏观政策的呼吁和号召，采取了积极响应的态度。结果就是信贷会在一个时间段里很快地增长。这既反映了银行本身的内在需求，不希望大面积坏账，也反映了银行在响应政策号召上，还不完全基于商业化运作的事实。这是银行体系为什么会采取激进的信贷扩张的做法。
　　《第一财经日报》：当前中国银行业的信贷高增有没有质量放松的成分？未来的坏账压力是否会大？
　　廖强：从观察来看，银行体系质量放松的迹象是明显存在的。
　　我们注意到，有不少的银行在向政府项目提供信贷的时候，是基于借款人的背景，而不是基于对项目本身现金流结果的评估。银行现在在发放信贷的时候，看中的不是项目运作实体的第一还款来源，而是更看中第二、三还款来源，这反映出，银行在信贷投放标准上，在偏离过去几年银行改革所取得的信用风险管理的一些进步。过去几年，银行体系市场化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第一还款来源的重视。这已经是一种很明显的信贷放松的做法。比如，有的项目连30%的启动资本金都还没有到位，银行信贷就放给它了。
　　另外，现在监管部门也在放松对股本贷款、并购贷款的管制，类似这些放款依据、放款规则上，都在出现松动。
　　股本贷款、并购贷款在西方经济体也很多，但中国与它们的差异情况很大。通常股本贷款、并购贷款的风险是很高的，市场化原则里，银行信贷利率也相应的高很多，很多这类信贷资产的评级还是非投资级别的。中国在这方面的监管上，放松管制本身并不是问题，但中国是有信贷利率管制的，事实上这些股本、并购贷款往往还只是项目信贷的贷款利率，风险和收益是不对称的。因为项目本身就是风险大的项目，最终违约的也会多，坏账也会多，而且低贷款利率的收益不能覆盖整体成本。
　　这里有很大的问题。而且未来坏账的压力也当然会大。现在银行加速放贷的做法，是把信用周期推后，银行的算盘是，过些时间后经济复苏，试图实现经济周期和信用周期本身的熨平。但坏账本身的增加是毫无疑问的。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如果不做如此大规模信贷投放的话，经济形势恶化可能会有更多的坏账增加。
　　危机拷问银行业市场化改革方向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这一轮银行业改革的核心，即是削弱银行的政策色彩，更市场化地推进商业决策，但危机会不会影响这样的市场化改革方向？
　　廖强：与海外发达经济体银行信贷紧缩相比，目前中国的银行业所采取的积极放款确实是一个强烈的反差。
　　从效果来说，还真不好说哪个更好。如果银行过于关注自身的风险，从管理的角度来说，那很可能会出现，银行个体是理性的，但宏观层面上是不理性的。目前西方的困境可能就在于此。西方都在推动银行去往实体部门放款，这是他们的麻烦。
　　中国可能处于光谱的另外一端。银行对于政府的号召有过于强烈的呼应，以至于一些银行基本的信用做法都在偏离，这会带来未来的麻烦。
　　中国银行业在过去是政府的第二财政，过去几年的市场化改革就是要从光谱的这一端，往另一端的商业化方向进行转型。5年后遇到这样一个经济下行周期的考验，目前无论是作为大股东的政府，还是作为放款主体的银行业，都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角色。
　　到底是坚持市场化改革，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信贷文化的风险管理，是不去坚持，还是去放款。我们注意到，过去几个月里虽然放款比较多，但很多注意防范风险的呼声和指引，在某些方面，比较多放票据贷款，相对而言，是一种不至于过分暴露在信贷风险下面的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国内银行业今后前进和改革的方向到底是什么？
　　廖强：对于决策者来说，政府是银行的大股东。
　　中国银行业过去的问题，是政府作为股东和银行管理层的委托代理问题。当时有两点，一是银行管理混乱，政府需要银行去扶持国有企业，造成坏账之后政府来化解，但这是股东的目标，没什么可说的。二是管理层管理上的问题，是委托代理问题的一部分。
　　所以从中国银行业未来的改革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委托代理问题上会不会因为这次危机的考验而受到大的影响。比如，过去5年所取得的改善内部管理、改进内部控制机制、提高风险管理等方面好的做法，类似信贷授信权力的上收、信贷投放标准的市场化、管理的垂直化等等，会不会因为经济波动受到大的影响。
　　对于政府来说，关键是思考今后政府作为股东的目标，接下来要怎么做。政府本身是有多重目标的，银行的利润、效率提高只是政府的目标之一，政府的目标还有很多，比如就业等等，而作为银行体系的大股东，政府本身是会考虑其他政府目标的。而不同的目标之间有其内在的冲突。这其实是国有体系的长期问题，危机没有发生的时候也存在，只是危机的发生焦点化了这样的内在目标矛盾。
　　接下来政府作为银行大股东还要考虑的，是对银行的考核标准，执行单一的标准，还是多重的标准？因为市场化改革方向本身，就是和政府其他多重目标有矛盾的。
　　应继续保留政策性银行
　　以实现政府其他目标
　　《第一财经日报》：应该有怎样的角度？
　　廖强：综合来看，商业银行体系在风险监管之下的市场化改革方向还是要坚持的。但是，中国已有的政策性银行，不要急忙做商业化转型。商业银行以商业效率为先，而政策性银行体系里可以执行政府的其他目标。
　　但是，只要政府还是银行的控股股东，这个地位所带来的治理结构，以及目标的冲突，很难完全避免。这也是美国市场忌讳银行体系国有化的原因。
　　从中国来说，进一步推动银行股权的多元化，应该是要进一步考虑的事情。
　　《第一财经日报》：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如果政府将利润和效率之外的目标赋予了银行体系，那么因此产生的不良资产，政府都会参与救助。这一轮银行体系的积极信贷扩张，今后产生的坏账，会不会还得由政府来剥离？因为2003年改革时已经明确，这是最后的晚餐。
　　廖强：从上面我们的分析来看，其结论就是，只要政府是大股东，又有多重目标，不救助的承诺是不可信的。
　　可以这么说，像过去那样，因为管理层管理混乱导致的坏账救助，应该不会再有了。但是银行体系执行政府作为大股东的其他目标，因此产生的坏账，可能还是需要政府来参与解决。
　　与市场化国家的一些做法不同，如果同样要执行类似的目标，可以考虑在事先的时候建立一个资金池，明确今后的风险补偿机制，这是在信贷投放的前面，中国只是这种风险补偿机制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