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当代金融家 |
发布时间： |
2012年04月19日 17:41 |
作者： |
仇京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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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贷牌局打得很艰难，但是幸好尚未到“死局”。既然中国银监会将缓释风险作为亮牌的主基调，相信其他各方牌友会明智跟进，并能智慧化解目前的警局，找到令各方均能接受的结局。
3月份，围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新政的探讨，逐渐从技术层面转向财政新规层面。
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加强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中，银监会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以下简称“平台贷”）再次亮牌，要求各银行与各融资平台共同制订详细的还款方案，牵头银行并将该方案于4月底前报送各银监局，各银行原则上不得新增融资平台贷款。
所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号）给出的定义，是指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2008年底，中央出台4万亿投资应对金融危机举措，随之而来的是地方政府需投入大量配套资金，因此各式各样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就应运而生，如建设投资公司、投资控股公司、国有资产运营公司、交通投资公司等。这些平台公司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大举向银行借贷，形成了地方政府高额隐性负债。截至2011年9月末，全国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0468家，平台贷款余额达9.1万亿元。
在平台贷“牌局”中有四方参与者，一是出面为地方政府融资的平台公司，二是融资的牵头人地方政府，三是给融资平台公司发放贷款的银行，四是代表中央政府的银监会。
有意思的是，平台贷发展至今，四方参与者手中均握有牵制其他各方、保全己方的“法律牌”，并在此牌桌上“既拉手又打架”。
就银行而言，作为平台贷的债权人，其实并不风光。想当年为能够挤进平台贷牌局，各银行使尽浑身解数，不惜降低贷款条件、漠视贷款风险发放平台贷。但事过境迁，由于国家压缩投资规模、收紧银根、房地产限购、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吃紧等原因，平台贷的违约风险陡然增大。此种情形下，银行可出的“法律牌”有三张，一张是提前收贷，即根据《合同法》第94条关于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提前终止贷款合同；第二张牌是及时收贷，即在合同期限届满时收回贷款；第三张牌是展期；第四张牌是给平台公司借新还旧。前两张打出去的结果是“鱼死网破”，平台公司死了，银行坏账即刻显现。而后两张牌银行又不能擅自打，必须得到银监会的许可。
就平台公司而言，由于它只是地方政府的一个壳，多是各类国有股权、资产整合而成，注册资本中现金比例低，而投入的股权、资产大多未经过公允审计评估，价值水分很大，实际资产负债率很高。借来的钱又投到项目子公司中，所以自身的偿债能力很低。相当多的平台公司商业性与公益性混合，自身收入来源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公司手中的牌，借用中国一句老话形容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不管银行怎样催债，就是还不了钱。如果银行想通过拍卖平台公司的资产偿债，对平台公司来说正中下怀，它们巴不得有人（包括银行）将项目接过去，去完成平台公司因“差钱”而未尽的事宜。据媒体报道，云南公路开发公司在建行、工行等十几家银行贷款近千亿元，2010年4月该公司向债权银行发出“风险提示函”，表示“即日起，只付息不还本”。虽然在云南省政府的协调下，这封违约函已被收回，但是从中可见平台公司不还债的底气之足。
就地方政府而言，作为平台贷的推手，其手中的牌更是不少，其牌技更可谓进退自如。“进”，是指地方政府通过平台公司融资投入的项目，相当一部分是给中央政府4万亿投资配套的项目，而且许多还是有关社会民生项目（地方政府知道，中央也不希望这些项目成为烂尾项目，从这个角度讲，地方政府拖累了中央政府）；“退”，是指地方政府可以打三张牌：其一是“主体牌”。如果银行向地方政府催债，地方政府会抗辩称其不是平台贷的借款主体，催债找平台公司。其二是“担保无效牌”。在银行发放平台贷时，地方政府是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提供担保，包括出具担保函（如承诺在平台公司偿债出现困难时给予流动性支持；承诺当平台公司不能偿付债务时承担部分偿债责任；承诺将平台公司偿债资金安排纳入政府预算；承诺以规划中的土地未来出让收入作为抵押；承诺以学校、医院、公园等公益性资产作为抵押品等）。然而，根据《担保法》和《物权法》的规定，政府为企业债务作保证或用公益设施作抵押属于无效行为。其三是“换届牌”。抛开借贷主体问题、担保有效性不谈，银行还可以将一线希望放在政府信用上，但是这一希望也面临着因政府换届而赖账的风险。在“政绩导向”的背景下，许多地方政府多年来形成了“新官不理旧账”的传统，因此，“换届牌”也是新的地方政府随时可以打的牌。
就银监会而言，作为监管银行的机构，其手中的“法律牌”可谓密集而周全。首先，在10余万亿平台贷形成之后，中国银监会先后于2010年12月下发了《关于加强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管理的指导意见》，2011年3月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2011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工作的通知》，今年3月下发了《关于加强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其次，中国银监会手中一直不缺少平台名单管理、平台贷款台账管理、平台风险定性及分类、平台贷拨备、限制平台贷展期和借新还旧等一系列的牌。尤其要提到的是，其中针对银行的提高银行拨备比率、限制平台贷展期和限制平台公司借新还旧是中国银监会手中三张王牌。不过，这三张王牌对银行来说威慑力并不显著。因为提高银行拨备比率虽然会影响银行当期利润，但对银行总体资产状况并无影响，所以，银行并不太在乎；而限制平台贷展期和限制平台公司借新还旧实际上是断贷，银行风险突然释放，而不是缓释，会形成大量坏账，倒霉的是银行。从这点来说，中国银行往往会与平台公司、地方政府联手抗拒。事实上，中国银监会出台的政策在执行中经常遇到很大的阻力，多部政策被迫进行调整。
可见，平台贷牌局打得很艰难，但是幸好尚未到“死局”。既然银监会将缓释风险作为亮牌的主基调，相信其他各方牌友会明智跟进，并能智慧化解目前的僵局，找到令各方均能接受的结局。当然，牌局各方按规矩出牌很重要，否则牌局就没法玩儿了。
(作者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法律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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