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健

　　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方向之一，目前农村商业银行全国已有100多家。农信社改农商行，是否就一改百了？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贵州省首家农商行——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索美英。

　　2011年12月23日，贵阳农村商业银行正式挂牌成立，成为贵州首家农村商业银行。该行由原贵阳市南明、云岩区等4家农信社（合行）合并而成。“通过改制实行商业化运作，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管理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索美英认为，农信社改农商行后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块头变大，竞争力增强。以前，四家农信社注册资本金最多的才3亿多元，少的只有几千万元。由于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加之区域内同类银行多，农信社业务发展受到制约。改制重组后，通过资源整合，整体规模得到提升，竞争力大大增强。

　　二是服务领域拓宽，服务能力增强。以前，由于自身实力较弱，很多时候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今，可根据客户需要开发出更多实用的新产品，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差异化需求。

　　三是扬长避短，特色更加突出。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满足农户、小微企业“短、频、快”的贷款需求；另一方面，可对一些贷款需求量大的中、高端客户，提供金融服务。

　　据了解，2011年贵州省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933亿元，小微企业贷款440亿元，在贵州各银行金融机构占了较大比重。数据显示，农信社发放涉农贷款不仅占全国各银行金融机构三分之一，同时发放农户贷款占到全国的78％。

　　“农信社成为服务‘三农’的主力军，真正成了农民自己的银行。”索美英说，农信社最大程度地承担了服务“三农”的社会责任，其中最直接的动力来自政策的引导。农信社改制成农商行后需按商业银行的模式和规则运行，社会责任的履行，如没有政策的支持，便显得力不从心。

　　索美英介绍，农信社存款准备金率为15．5％，改制成农商行后便提高到了19％，该行便少了5亿元的可用资金，从而削弱了服务能力。从农信社到农商行，内部管理等方面确实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其服务主体和市场定位仍是“三农”、中小企业和社区居民，其“姓”仍然没改。因此，农信社尽管改制成农村商业银行，但在相关政策上，仍需区别于其他大型商业银行，否则改革也会把农信社服务“三农”及低端客户群众的社会责任一并改掉。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明确提出，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培育面向小型微型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机构。银监会强调，要通过五年左右的时间将高风险机构全面处置，历史亏损挂账全面消化，股份制改革全面完成，建立基本的现代农村银行制度。

　　农村信用社改革步入“深水区”，各地都相继推出农村商业银行的模式。索美英认为，不管哪种模式都要切合地方实际，适合的模式就是最好的模式。贵阳农村商业银行作为取之于地方、用之于地方的本土银行和“加油库”，必将成为地方经济的助推器。

　　“如果银行自己都吃不饱，年年亏损，再谈履行社会责任便是一句空话。”索美英认为，必须建立风险分担、税收优惠、政策激励等一系列新机制，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引导金融覆盖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