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定于6月21日公开拍卖的100多封钱钟书及其家人信件究竟何去何从?目前，这个发酵了10多天的事件尚不见平息迹象。面对与老友的来往书信将被公开拍卖，102岁的杨绛先生公开表示“很受伤害”并“强烈反对”之后，又于日前向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发去律师函。5月31日，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希望委托人能够尊重杨绛先生意愿”的声明，更将这场拍卖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面对动怒的杨绛先生和公众舆论，拍卖行依然保持沉默。截至记者发稿前，在中贸圣佳的官方网站上，关于“《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的情况介绍依旧被放在突出位置。记者从该公司市场部相关人士处得到的消息是：尚不知道是否仍将继续拍卖钱钟书手稿。而该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向媒体公布的手机号码则在近两日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不过在争议发酵之前，该负责人则向媒体介绍过这批拍品：“在此之前，钱钟书真迹鲜见市场，就算零星散落于拍场的也难断其真伪。如此整体的系统拍卖尚属首例。”

　　杨绛“很受伤害，极为震惊”

　　原定于6月21日在北京拍卖的这批钱钟书信札以及手稿作品，包括《也是集》以及《干校六记》手稿、66封钱钟书亲笔信、12封杨绛的书信、6封女儿钱瑗的书信。此外，这批书信还包括少量柯灵、沈从文等人与李国强的往来书信。这些书信与手稿最初的所有人为香港《广角镜》杂志社前总编辑李国强。这批信件涉及隐私与一些人的名誉。而在拍卖之前，这批信件的部分内容已经随着拍卖图录和光盘在市面上扩散。

　　“此事让我很受伤害，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年逾百岁的我，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杨绛在得知拍卖消息之后，在公开声明中称，“希望有关人士和拍卖公司尊重法律，尊重他人权利，立即停止侵权，不得举行有关研讨会和拍卖。否则我会亲自走上法庭，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 面对曾经紧密合作的老友的指责，李国强则只是简单回应：此次拍卖的委托人并非自己，是朋友所为。

　　日前，杨绛先生及其代理律师将一封律师函发到中贸圣佳拍卖行。

　　5月31日，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对此事作出的回应，更将拍卖行与委托方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中拍协表示：“正积极协调相关人士，希望委托人能充分尊重杨绛先生的意愿。协会还建议并督促有关拍卖企业积极融通各方，在法律的框架内，秉持杨绛先生一贯遵守的‘对文化的信仰’和‘对人生的信赖’精神，使问题尽早妥善解决。”但截至记者发稿前，中拍协相关人士对拍卖行与委托人是否会终止拍卖尚不知悉。

　　为委托人保密是拍卖公司行规

　　处于舆论中心的这批拍卖标的来自香港著名评论家、前《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据悉，李国强与钱钟书相识于1979年，曾经帮助钱钟书和杨绛在香港出版文集：钱钟书的《也是集》于1984年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而杨绛的《干校六记》也首次刊登在《广角镜》杂志。这批书稿后来就由李国强保存。此后，他成为钱钟书一家在境外的重要朋友。至钱瑗病逝、钱钟书病重，杨绛也始终与其保持着密切联系，通信跨度长达20年。

　　根据中贸圣佳拍卖行公布的拍品介绍：钱钟书给李国强第一次去信始于1979年12月4日，之后，从1979年至1984年，《也是集》的出版历经五年，钱钟书从最开始的“不合作”到与李国强成为挚友。两人的亲密程度逐渐递增。钱李之间的书信往来也逐渐频密，书信中谈论的除了《也是集》和《谈艺录》等著作出版的事情之外，也谈论世相、臧否人物，透露出钱钟书深邃见解以及幽默性情。

　　信件中的一些内容为钱钟书生前从未公开出版的直抒胸臆之言。譬如，在对鲁迅以及茅盾对待爱人的方式、对“红学”的看法以及一些作品的品评，钱钟书都在信中表达了意见。私下通信所说的话，有些可能是当事人不愿意公开的。而现在，这些材料却随着拍卖行制作的大量拍卖图录、光盘一起被寄往各处。

　　“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念;通信是私人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此前，杨绛曾向李国强去电质问，李国强则表示：“这件事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但他并未透露拍卖委托人是谁，而拍卖公司亦将为委托人保密视为行规。插图/苏益

　　各方观点

　　●拍卖行(中贸圣佳拍卖公司)：

　　此前，钱钟书真迹鲜见市场，如此整体的系统拍卖尚数首例。

　　●当事人(杨绛先生)：

　　此事让我很受伤害，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

　　希望委托人能够尊重杨绛先生意愿。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何敏：杨绛有充分的权利要求停止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