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全国政协各界别委员展开了分组讨论，多位经济界的“大腕”纷纷就余额宝为首的互联网金融展开了激烈讨论。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前任行长马蔚华与全国政协委员、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关于余额宝的“跑题”争论也成为了记者关注的话题。

　　同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态称，“余额宝等金融产品肯定不会取缔”，但在监管政策上会加强完善。

　　余额宝是由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为个人用户打造的一项余额增值服务。问世仅8个月的余额宝规模已超过5000亿元，客户数超过8100万户，数量超过A股股民。而余额宝实质是货币基金，存在风险。

　　利率市场化的“搅局者”？

　　4日，分组讨论起始，郭广昌便提出“不应站在道德角度批评封杀余额宝”。

　　对此，长江商学院EMBA学术主任周春生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余额宝是新兴互联网金融的典型代表，它在短时间内吸取大量客户与资金，同时为大众提供理财渠道。由此而论，余额宝有积极作用。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主管温彬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余额宝类互联网理财既是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发展的结果，也是当前正在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的产物。余额宝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渠道，因为对其业务存在监管真空，利用监管套利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从长期看，其最终收益的高低还要取决于市场平均利率水平。

　　周春生表示，银行的理财产品门槛较高，具有服务指向性。中国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余额宝客户群开放，降低了门槛，实现平民也可理财。

　　中石油四川销售成品油分公司的于萌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她使用余额宝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了，也曾投入过大额的存款。初始阶段，她先试投资一万元，以此来关注它的收益情况，在看到明显的收益后，她注入了一些资金，并且进行频繁的余额宝与银行账户间的互转活动。她倾向选择余额宝的原因是资金存取灵活，收益立竿见影。但她表示，自1月2日余额宝的收益由6．7％下降到目前5．9％的现状，也使她有了撤出余额宝的打算。

　　家住哈尔滨的祝英杰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余额宝给手头有小额闲散资金的人提供了快速理财、快速收益的渠道。周围在用此产品的朋友很多，但他们都表示，快速收益的金额与所承担的风险是持平的。对于赚钱不易的老百姓来说，面对余额宝的收益回报，也随时让他们面临着辛苦钱打水漂的危险。如果国家政策给予支持，她们是愿意继续投资并相信余额宝的。”

　　周春生认为，余额宝给投资者带来了高收益，同时也对传统金融机构造成压力。促使银行等相关机构被迫提高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从而减少客户的流失。但传统金融机构应反思如何提升自身竞争力，而不是采取要求封杀新产品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生存。

　　温彬表示，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金融格局，对于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效率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同时，作为利率市场化的“搅局者”，在促进利率市场化加快发展的同时，也给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经营带来更大的冲击和挑战。

　　“余额宝”影响实体经济？

　　以马蔚华为代表的行长派为银行业辩护：“余额宝的钱，用来投货币基金，货币基金存回银行，一圈下来，钱的成本升高了，对实体经济没有任何意义。我觉得将来利率市场化以后，收益率整体会下降，对实体经济要有帮助，而不是钱转来转去大家互相挣钱。”

　　对于该问题，周春生认为，余额宝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但若按此来划分，银行的理财产品也属于相关范畴，是否也需要被封杀？该问题的关键在于 “金融体系”。在于中国要强化金融市场改革。周春生称：“余额宝提供的理财机会，在某种意义上缩短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对中国的经济有贡献。”

　　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首席战略官舒明表示，截至2014年1月末，中国货币市场基金总规模为9532亿元，与47．9万亿元居民存款、103．4万亿元全部人民币存款总额相比仍然非常小。如此之小的规模，导致余额宝乃至国内货币基金都只能是市场利率的跟随者，根本无法 “严重干扰利率市场”。事实上，随着市场利率下滑，余额宝的收益也在下降。

　　温彬认为，按照往年规律，货币基金全年平均收益率一般在3％至5％。现阶段，余额宝类理财产品确实推高了商业银行的负债成本，但就目前不足1万亿元的规模来说，影响有限。“互联网金融代表着科技和金融的发展方向，我们应该给予尊重和鼓励，同时鉴于金融业的特殊性，也应给予相应的监管和规范。”温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