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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抓住“牵牛鼻子”的重点领域改革集中攻坚,把国务院机构改革和深化“放管服”改革结合起来,持续转变政府职能。

  本报记者 王尔德 北京报道

  府院要闻

  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抓住“牵牛鼻子”的重点领域改革集中攻坚,把国务院机构改革和深化“放管服”改革结合起来,持续转变政府职能。

  3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分工。新一届国务院开始全面履职。

  3月20日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2018年发展的主要预期性目标。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以内,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进出口稳中向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宏观杠杆率保持基本稳定,各类风险有序有效防控。

  “这些主要预期目标,考虑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符合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际。”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司长肖炎舜对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

  国务院常务会议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12个方面57项重点任务逐项分解、明确责任,要求各部门、各单位依法履职,勤勉尽责,建立抓落实工作责任制,一把手要亲自抓、负总责,抓紧制定推进重点工作的方案和台账,做到每项任务有措施、有进度安排、有责任人,对市场和群众期盼的重点措施要抓紧出台实施,强化督查,确保落地见效,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实现新一届国务院工作良好开局。

  对各级政府的三点要求

  会议强调,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我国发展面临不少困难挑战。为此,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各级政府提出三点要求。

  首先,各级政府要保持战略定力,努力攻坚克难,提高政策协同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持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巩固和扩大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需要坚持以经济去杠杆为主线。从降低非生产性债务比重、提高金融效率、增强实体经济效益、顺畅债务风险处置渠道等方面出发,有效抑制宏观杠杆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研究员朱鸿鸣对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

  朱鸿鸣强调,坚持积极防御和歼灭战战术。着力提升防范化解风险能力和本领、主动防范化解,为防风险创造好的政策环境,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处置一批风险点。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第二点要求是,抓住“牵牛鼻子”的重点领域改革集中攻坚,把国务院机构改革和深化“放管服”改革结合起来,持续转变政府职能,加快落实企业开办时间再减一半、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等“六个一”重点任务和减税减费措施,为市场主体优化营商环境,为人民群众办事增加便利,出台进一步放宽准入、扩大开放的政策,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对此,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对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各种破除对企业家精神束缚的改革应该摆在优先位置。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应主要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而不能仅限于并不稳定的政治承诺、政府文件或地方性、阶段性人事关系支撑。

  刘世锦建议,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应努力形成“亲”“清”相容的政商关系,划清政府权力边界,纠正脱实向虚倾向,使企业家精神聚焦于实体经济、创新驱动,而不是“套利”和寻租。

  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各级政府提出的第三点要求是,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重点,纾解民生痛点的新招实招要抓紧推出,普惠性、见实效的实事好事要抓紧办好,把提高群众获得感的要求贯穿到政府工作始终,兑现政府对人民的承诺。

  肖炎舜分析,目前我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创业创新和服务业发展,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明显增强。今年6.5%左右的经济增长,可以吸纳1100万人以上的就业,能够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

  机构改革和推动发展互促共进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还讨论了国务院有关机构改革事项。

  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会议对依法由国务院审查批准的组成部门以外的国务院所属机构调整和设置进行了讨论,通过了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设置。

  会议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要统筹兼顾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和机构改革工作,做到职责平稳过渡、工作无缝衔接,在相关职责调整到位之前,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继续按原职责落实工作任务,确保不出现责任缺位、工作断档,实现机构改革和推动发展互促共进。

  根据新华社3月21发布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包括国务院机构在内的党政机构改革时间表已经明确。

  具体来说,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要在2018年年底前落实到位。省级党政机构改革方案要在2018年9月底前报党中央审批,在2018年年底前机构调整基本到位。省以下党政机构改革,由省级党委统一领导,在2018年年底前报党中央备案。所有地方机构改革任务在2019年3月底前基本完成。

  此前,3月15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曾经撰文指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而且对各领域改革发挥着体制支撑和保障作用。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格局中,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牵一发而动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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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还要采取推动“互联网+”的许多新举措,比如过去一些“互联网+”的企业总是到海外上市,现在已经要求有关部门完善境内上市的制度措施,欢迎他们回归A股。

  下一步还要采取推动“互联网+”的许多新举措,比如过去一些“互联网+”的企业总是到海外上市,现在已经要求有关部门完善境内上市的制度措施,欢迎他们回归A股。——李克强

  3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李克强说,下一步还要采取推动“互联网+”的许多新举措,比如过去一些“互联网+”的企业总是到海外上市,现在已经要求有关部门完善境内上市的制度措施,欢迎他们回归A股,同时要为境内的创新创业企业上市创造更加有利的、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李克强指出,“‘互联网+’作为新事物,它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关键是要趋利避害,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中国经济这艘巨轮能够行稳致远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在世界科技革命新一轮浪潮中成功挂上了“互联网+”这个风帆。

  “互联网+”叠加“智能+”带来红利

  “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提到要趋利避害,对‘互联网+’采取包容审慎监管方式,凸显了我国鼓励科技创新的魄力。”3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刘英认为,“互联网+”不仅培育了新动能,开发了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新动力,而且通过“互联网+”模式,还改造提升了传统动能和传统产业,激发了市场活力,促进了消费成为发展主动力,使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

  如是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朱振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互联网+’提出之后,中国的移动互联网进入了新时代,这次总理又提出‘智能+’,无疑也会给人工智能技术带来不可忽视的红利,尤其是和金融、医疗等传统产业的融合,想象力很大。但相比于互联网,人工智能红利的影响有限,一是应用范围没那么广,二是应用阶段相对还比较初级,技术有待进一步完善,市场应该以长期价值投资的视角来谨慎看待。

  财富证券网络金融部副总经理赵欢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结构仍然是以传统产业为主,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这既不能充分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面貌,也不能充分与新经济需求实现有效衔接。因此,需要采取一系列新举措,支持包括“互联网+”等在内的新经济、新业态的企业发展。

  赵欢表示,“互联网+企业”主要在于凭借其独有的核心技术或颠覆性的商业模式,深入挖掘新经济中的巨大机遇。“互联网+”企业回归上市,有助于提高A股上市公司整体质量,有利于形成融资和投资良性共赢的态势,引领未来投资者对价值成长的投资热潮。

  推动CDR落地有三大意义

  “总理对互联网企业的表态意味着‘独角兽’的回归速度会加快。”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互联网企业回国内上市将通过三个途径:一是发行中国存托凭证(CDR),保证原有公司的框架和股东不发生改变,同时,也能让国内投资者享受到互联网发展的红利,这也是非常具有现实可行性的一种回归方式;二是可以通过在当地退市,通过IPO的方式回归A股;三是通过借壳的方式回归A股,例如:360的回归。

  对此,国信证券发展研究总部研究员杨高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也认为CDR是解决两地的法律、两地监管的有效措施。他认为,CDR应该会很快落地,有三大意义:

  一是大力推进新经济,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矛盾和问题的必然选择。大力发展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主要特征,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的新经济已经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抓手。

  二是提升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影响力。CDR的推出是中国融资国际化的重要一步,未来CDR的企业范围也将从服务科技股回归逐渐扩展到境外优质企业。存托凭证市场发展有助推动国内外资本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丰富资本市场的交易品种,增加国内投资者的投资渠道,提升中介机构的国际化经营能力。

  三是为投资者分享中国新经济企业红利开辟新渠道。由于历史原因,一些代表中国新经济的科技股并没有在A股上市。以互联网企业为例,从第一家于1999年海外上市的中华网算起,互联网企业海外上市道路已经走了近20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来,互联网的发展如同高速铁路般迅猛,进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互联网+”代表了中国经济最具活力、最具动能的新动力。然而中国互联网各个细分领域的巨头公司基本上都没有在A股市场上市,因此,通过CDR形式让科技股特别是独角兽企业回归,让A股投资者可以购买这些优质公司的股票,分享这些企业成长的成果。

  “独角兽”回归A股要以稳为基调

  “能回归A股的互联网企业一定是优质的企业,龙头企业,不会大批量回来。”李大霄表示。

  杨高宇也认为,“从市场稳定发展的角度来看,监管层不会大开闸门,而是有节奏地稳妥推进。”

  此外,李大霄提醒说,投资创新型蓝筹公司时,最佳的买入点不是在它上市的时候,而应该是初创期或者在它被市场冷淡之后。对于这些企业一定不要追高,高估值必然蕴含高风险。

  朱振鑫强调,对互联网企业独角兽的政策要慎重,任何一条政策都不能违背资本市场的初心:一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二是让优质企业上市,三是让投资者享受优质企业的投资价值。

  “让独角兽回归A股没有错,关键是用什么方式,应该建立一个市场化的标准,让市场机构来选择、来定价,监管者需要做的不是过多的表示对企业的看法,而是一方面管好中介机构,让中介机构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另一方面对投资者提示风险。”朱振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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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0日10点50分的李克强总理召开中外记者见面会,作为每年两会的重头戏,李克强回答了媒体提问,今天总理发出了哪些最“强”音?有哪些内容将左右中国经济?影响资本市场?今天上午,e公司在总理记者见面会现场

  3月20日10点50分的李克强总理召开中外记者见面会,作为每年两会的重头戏,李克强回答了媒体提问,今天总理发出了哪些最“强”音?有哪些内容将左右中国经济?影响资本市场?今天上午,e公司在总理记者见面会现场为您发来精彩报道。

  总理记者见面会现场金句:

  投资者不要听信竹篮子也可以打一筐水的神话

  中国永远不会搞扩张会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

  给所有合法产权所有者都吃上长效的定心丸。

  只要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万难不辞万险不避。

  如果中国的开放有新变化,那就是门会越开越大。

  我们要将心比心把就业放在心上,扛在肩上。

  中美打贸易战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没有赢家。

  中俄关系稳定发展对双方、对世界都有利。

  运用多种制度不让“一个人患大病,全家都倒下”。

  总理问答经济方面的要点整理:

  1、关于中国进入新时代以后,奉行的改革开放模式会跟原来40年有什么不同?

  答:如果说中国的开放有新变化的话,那就是门会越开越大,中国经济已经深度地融入了世界经济,关上门等于挡住了我们自己的路。

  新的变化意味着进一步扩大开放,我们在开放方面还有较大的空间和潜力。

  比如货物贸易,进口商品的税率水平在世界是处于中等水平,但是我们愿意以更开放的姿态继续进一步降低进口商品的总体税率水平。一些市场热销的消费品,包括药品,特别是群众、患者急需的抗癌药品,我们要较大幅度地降低进口税率,对抗癌药品力争降到零税率。对于服务贸易,我们现在可以说是逆差,进一步开放服务业会付出一些代价,但可以促进提高我们产业的竞争力。下一步重点要放宽服务业的准入,比如说在养老、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我们会加大放宽准入力度,在一些方面逐步放宽甚至取消股比的限制。我们还会全面放开制造业,在这方面不允许强制转让技术,我们将保护知识产权。

  我们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会进一步进行调整缩减。今年及今后几年会逐步放宽准入。而且我们还要加快推进涉及外商投资的三个法律合并成一个基础性法律,以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承诺。

  我们的努力方向还是要使13亿人的市场成为中外企业、各类所有制企业都可以公平竞争的市场,给中国消费者以更多的选择,促使中国产品和服务升级,向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2、“放管服”改革要放多少?“放”了以后该怎么管?是否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答:所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今年要在六个方面下硬功夫,你也可以把它形象地说成是六个“一”:

  企业开办时间再减少一半;

  项目审批时间再砍掉一半;

  政务服务一网办通;

  企业和群众办事力争只进一扇门;

  最多跑一次;

  凡事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明一律取消。

  现在我们开办企业的时间经过几年的努力,可以说已经降了不少了,但是全国平均还有22天,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只需要不到一天的时间。

  当然,要放得开,还必须管得住、管得好。我们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就是要管住市场秩序,对那些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欺行霸市,乃至于搞不正当垄断的,就要把它驱逐出市场,甚至严加惩罚,因为它妨碍公平、阻碍创新,也有悖社会道德。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推进改革、做好政府工作,就是要为公、唯实、利民。我们要努力去为市场主体优化营商环境,为人民群众提供办事便利、敢于自我革命。只要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万难不辞、万险不避。

  3、有一些民营企业家,担心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心里没有安全感,不敢投资,甚至有一些还在想方设法地向外转移资产。同时,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些企业家在投诉政府的不作为和乱作为的情况。您对此怎么看?针对这样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

  答:现在民营企业税收占半壁江山,占城镇新增就业的90%。当然,一段时间以来,的确出现民企投资偏弱的现象,这和产权保护以及多方面的问题相关,我们高度重视。

  保护产权就是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是保护生产力,我们对各类合法产权的保护一直是放在心头,而且逢难必解,记得去年在记者会上,有人就担心住宅使用权到期后会不会有问题,我们明确表示可以延期、不影响交易,而且这方面要抓紧修法。对农民土地承包第一轮到期,我们也明确提出继续延长30年。而且我们在多方面采取措施,维护合法产权,运用法律加强保护,这也是弘扬法治精神。

  保护产权还要尊重合同,弘扬契约精神,不能把合同当成废纸。的确有些地方做得不好,新官不理旧账,对此我们是坚决制止,坚决处罚。去年我们抓了一些个案,也表明了我们的决心,让恒产者有决心,让各类产权的所有者安心。

  保护产权必须要尊重合同,弘扬契约精神,不能把合同当做废纸。的确,有些地方政府的某些行为不好,新官不理旧账,换了一个官,过去的合同就不算了,政贵有恒,你不能把合同当废纸,对此我们是坚决制止的,而且要予以处罚。去年我们有关部门抓住几个典型案件,把涉产权的错案纠正过来,这也表明了我们的决心,就是要持续向社会发出信号,让恒产者有恒心,让投资者有信心,让各类产权的所有者安心,给所有合法产权所有者都吃上长效的定心丸。

  4、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一些批评指出,中国越来越多地使用资本和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作为政治工具,影响他国的外交政策,甚至进行某种政治渗透。请问对此您有什么评价?

  答:中国这些年来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复苏,而且对于世界和平也是贡献。因为扩大了合作和贸易,就有更多的协商和谈判,从而避免冲突。中国文化历来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希望的是和为贵。

  中国过去的发展是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取得的,今后实现现代化,也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

  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合作都是按照市场规则、商业原则去推进的。我们倡导“一带一路”,也是要共商共建共享。我们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援助是力所能及的,并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谈不上政治渗透。至于国际社会在有些方面希望中国增加国际责任,我们能承担的是与发展中国家地位相当的国际责任。如果把这些看成是战略扩张的话,那就是误读或者是误解了。

  5、在现实生活中,大学生就业还有转岗职工再就业,复转军人再就业等仍然困难不少,这也意味着未来5年中国的就业市场将面临着诸多挑战。请问您准备如何解决这些困难?

  答:过去5年,中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有6600多万城镇新增就业,保持了比较充分的就业。就业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那是天大的事,没有一个人就业,一个家庭就毫无生气。如果大学生毕业就失业,那就没有希望,所以我们要将心比心,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都要把就业放在心上,扛在肩上。今年我们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把城镇调查失业率列入预期目标,就是为了更加充分地反映城乡就业状况,也可以说这是自加压力。

  这里我想报个大账,我们今年城镇实际新增劳动力人口是1500万到1600万,我们定的目标是至少要保证1100万人就业,但方向是1300万人以上,前几年我们都做到了,今年也没有理由不做到,与此同时,我们还有2.8亿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化进程当中垒起大楼、铺通大道,为中国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促进农民工就业也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进城务工农民都是通过打工来增加他的收入,今年至少还要新增三、四百万农村转移劳动力,对此,我们要责无旁贷地为农民工创造稳定的就业机会。

  今年的高校毕业生达820万,是历史新高,还有近500万中专毕业生,加上近百万复转军人和去产能转岗职工,必须努力保障他们的就业,绝不允许有零就业家庭出现,这就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拓展就业岗位,特别是培育新动能。过去几年,新动能在增加就业岗位当中可以说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要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保障比较充分的就业,这实际上也能够更多地创造财富。大家想想看,13亿人口,8亿多的劳动力,如果能够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创造的财富是不可估量的,也会给世界市场带来惊喜。

  6、您认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美方关切,防止贸易战打响?您是否还认为对话可以解决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打响贸易战,中国能做什么?比如中国是否会考虑动用巨额外汇储备和持有的美国国债?

  答: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中美要打贸易战的声音比较多,但是我认为中美打贸易战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没有赢家。而且如果用“打仗”这个词来形容贸易的话,也有悖于贸易的原则。因为贸易嘛,总是要通过协商、谈判、对话来解决争端。我希望双方要保持理性,不要感情用事,避免打贸易战。

  去年中美贸易的规模已经达到了5800亿美元,能走到这一步是靠市场,是按照商业规则来推进的,否则的话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总量。当然,我们不愿意看见有比较大的贸易赤字,不仅是对美国,我们希望贸易总体平衡,否则的话难以持续。

  刚才我已经讲了一些中国继续推进扩大开放的具体措施,包括在服务业、制造业、商品等领域。其实美方企业是可以抓住机遇的,但同时我们也希望美方能够放宽对华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我们会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希望美方不要丢了这个平衡中美贸易的重器,否则就是丢了赚钱的机会。

  中国有巨额的外汇储备。运用外汇储备进行投资,我们从来都是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多元化、市场化操作,而且中国是长期负责任的投资者。中美关系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两国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对两国、对世界都是好事。至于对中国发展的一些担忧,我认为那是过虑了。

  7、前阵子中国对一些保险类、金融类企业采取了强制性措施。请问下一步这样的做法是否会继续?以及这是否表明了中国新一轮风险点正在继续,中国是否有可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答:我要负责任地说,中国有能力防范、也不会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金融运行也是稳健的。中国经济总量已达80多万亿元,银行资产有250多万亿元,你说没有点风险,那是不可能的。常言道:云多易生雨、树大常招风。但是我记得我在这里曾经说过,我们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是比较高的,高于国际标准。我在这里还想说,目前我们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15%左右,这也相当于存了20多万亿的准备金,或者叫做风险准备金。

  今年我们还主动调低了赤字率,这是因为去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财政超收超出了预期。光中央财政就超收了2500多亿元,我们没有用,放到今年。而且今年前两个月财政收入又达到两位数增长,我们对实现今年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未来发展的预期是充满信心和看好的,所以未来我们还会努力按这个方向持续调低赤字率。当然,调低赤字率并不意味着要改变积极财政政策的取向,因为我们今年的财政支出超过去年财政支出,增加的量是不小的。我们降低赤字率既是有信心的表现,也是为应对如果国际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一些新的风险点出现而备足工具。

  当然,金融领域也有一些违法违规行为或者规避风险的行为在兴风作浪。最近我们监管部门主动出手、果断处理,就是要让这些点状的风险不扩散,该戳的“脓包”还是要戳,否则也有道德风险。而且在处理的过程中,我们也注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积累了经验。未来有类似的问题出现,我们还会坚决地处置。

  我们这次机构改革把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也是要防止规避监管的行为发生,当然,还有一个老问题就是非法集资,政府会保持打击的力度,这里我也想说一句话,投资者千万不要听信那些非法集资者编造的竹篮子也可以打一筐水的神话。

  8、您希望新一届俄罗斯政府实施哪些行动来改善中俄经贸合作?同时,中国政府又将会采取哪些措施?另外,您想向俄罗斯释放怎样的政治信号?

  答:你刚才提到的中俄经贸关系,前几年走了一个“马鞍形”,这是世界贸易形势变化、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下跌等客观原因造成的。但是去年两国经贸关系有了新的发展,贸易规模增加了20%以上,现在中俄两大经济体的年贸易规模是800多亿美元,我觉得还有很大潜力。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创新机制、挖掘潜力,朝1000亿美元的目标迈进。

  如果说要向俄罗斯人民发什么样的信号,那就是:我们都应该认识到,中俄互为最大的邻国,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稳定发展对双方、对世界都有利。

  9、近年来,我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虽然已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但一场大病就让一个家庭陷入困境的现象还是屡有发生。请问总理,新一届政府在解决老百姓因病致贫问题上将会采取哪些新的举措?

  答:过去几年,我们用了很大的努力,在过去的基础上完善基本医保制度,构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医保网,这也是为了让人人小病能看、大病敢看。但同时我们也感受到,确实还有一些困难家庭看大病难。你刚才讲的问题不只是困难家庭,还有一些享受不到优质医疗资源的家庭也有同样的问题。

  中国太大,我们还有三千多万贫困人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脱贫攻坚高度重视,对打赢这场攻坚战向全社会作出承诺。在贫困人口当中,很多是因为大病致贫,或大病返贫。所以我们要在巩固基本医保的基础上,把治大病的问题作为重点来抓。这几年我们创新体制,把基本医保和商业保险结合起来,运用“大数法则”,放大资金效应,使更多的人享受大病医保,去年就达到1700多万人。

  今年我们要在这方面继续加大力度,提高的财政对基本医保的补助资金,一半用于大病保险,至少要使2000万人以上能够享受大病保险,而且扩大大病保险病种。同时我们要通过发展“互联网+医疗”、医联体等,把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更多的大病患者能够方便得到优质医疗资源的服务。

  的确,常说病来如山倒,我们就是要运用大病保险等多种制度,不让一个人患大病,全家都倒下。

  10、最近几年,共享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大力发展,但也出现一些问题,未来政府对推动互联网+经济有什么措施?

  答:如果说中国经济这艘巨轮这几年能够行稳致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世界科技革命新一轮浪潮中成功挂上了“互联网+”这个风帆,它催生了新动能,这几年我们还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消费成为发展主动力,使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从而有效避免中国经济“硬着陆”。大家知道,前几年“硬着陆”的声音是不绝于耳的。现在经济稳中向好,新动能等上述这些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互联网+不仅加出了新动能,而且它是最大的共享经济平台,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推动着经济社会生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让科技精英也好,企业家也好,都有展现能力的更多机会,更让亿万草根能够发挥聪明才智,表现他们独特的价值。

  “互联网+”作为新事物,它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关键是要趋利避害,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对于“互联网+”,不能怕惹事、图省事,出现了某些问题就一巴掌打死;也不允许利用“互联网+”搞坑蒙拐骗,败坏“互联网+”的声誉,搞抹黑。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细心呵护这一新动能。

  过去,用互联网+企业去海外上市,现在我们完善措施,欢迎企业回来上市,为创新企业创造条件,用互联网+推动智能+,运用在医疗、教育等各个领域。如何推动发展,我们不能让传统思维限制我们的想象力。

  11、今年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支持香港和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推进内地和港澳的互利合作。但是在香港也有担忧,担心这一做法是否会让香港失去自身的特色和定位,会不会影响到“一国两制”的落实,甚至模糊“两制”的界线。您怎样看?

  答:我们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把它建成世界级的的大湾区,重要的原因就是三地有各自独特的优势,能够形成互补,否则就谈不上一个有世界竞争力的大湾区了。现在大湾区的规划纲要正在制定过程当中,很快会出台实施,港澳居民到内地来,特别是到广东来工作、生活,在住房、教育、交通等诸多方面将逐步享受同等的待遇。我们愿意和港澳同胞一起共享国家发展的机遇。

  12、中国目前已经进入老龄化,但是很多人养不起老,中国将怎么解决2亿多人的养老问题?

  答:养老金保证足额发放,按时领取,是我们必须做到的。的确,有个别省份去年养老金收不抵支。有些地方有困难是和经济放缓,财政减收有关系,他们通过盘活资产解决这个问题,中央财政也给了一定的帮助。

  不可否认,可能还有一些省养老金出现困难,但从全国范围讲,去年养老金结余4万一千多亿,总体收大于支。去年收入是1万8千多亿,能够提供保障。

  当然,我们还要推进这个领域的改革。今年我们采取养老金、基金调节制度,通过划拨国有资产的收益增加社保资金的总量,大家应该对未来充满信心。

  也不要把老人都当成负担,夕阳红也是产业,我们不能推卸老有所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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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0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会见采访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3月20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会见采访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李克强:趋利避害 对“互联网+”采取包容审慎监管方式

  新华社记者:总理,您好。最近几年“互联网+”和共享经济发展的势头非常迅猛,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未来的发展可能还有一些障碍。所以请问总理,您对此怎么看?未来政府对推动“互联网+”有什么新的举措?谢谢。

  李克强:如果说中国经济这艘巨轮这几年能够行稳致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世界科技革命新一轮浪潮中成功挂上了“互联网+”这个风帆,它催生了新动能,这几年我们还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消费成为发展主动力,使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从而有效避免中国经济“硬着陆”。大家知道,前几年“硬着陆”的声音是不绝于耳的。现在经济稳中向好,新动能等上述这些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互联网+”不仅加出了新动能,而且它是最大的共享经济平台,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推动着经济社会生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让科技精英也好,企业家也好,都有展现能力的更多机会,更让亿万草根能够发挥聪明才智,表现他们独特的价值。

  当然,“互联网+”作为新事物,它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关键是要趋利避害,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对于“互联网+”,不能怕惹事、图省事,出现了某些问题就一巴掌打死;也不允许利用“互联网+”搞坑蒙拐骗,败坏“互联网+”的声誉,搞抹黑。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细心呵护这一新动能。下一步我们还要采取推动“互联网+”的许多新举措,比如说过去一些“互联网+”的企业总是到海外上市,现在我们已经要求有关部门完善境内上市的制度措施,欢迎他们回归A股,同时要为境内的创新创业企业上市创造更加有利的、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我们还要推进“互联网+”来拓展“智能+”,把它和医疗、教育、政务服务等结合起来,推动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向前发展,既快又健康。当然,对如何推动发展,既要符合发展规律,又尽量不要让传统思维限制我们的想象力。谢谢。

  李克强: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是要防止规避监管的行为发生

  中国新闻社记者:总理您好。我们注意到前阵子中国对一些保险类、金融类企业采取了强制性措施。请问下一步这样的做法是否会继续?以及这是否表明了中国新一轮风险点正在继续,中国是否有可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谢谢。

  李克强:我要负责任地说,中国有能力防范、也不会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金融运行也是稳健的。当然了,中国经济总量已达80多万亿元,银行资产有250多万亿元,你说没有点风险,那是不可能的。常言道:云多易生雨、树大常招风。但是我记得我在这里曾经说过,我们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是比较高的,高于国际标准。我在这里还想说,目前我们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15%左右,这也相当于存了20多万亿的准备金,或者叫做风险准备金。

  今年我们还主动调低了赤字率,这是因为去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财政超收超出了预期。光中央财政就超收了2500多亿元,我们没有用,放到今年。而且今年前两个月财政收入又达到两位数增长,我们对实现今年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未来发展的预期是充满信心和看好的,所以未来我们还会努力按这个方向持续调低赤字率。当然,调低赤字率并不意味着要改变积极财政政策的取向,因为我们今年的财政支出超过去年财政支出,增加的量是不小的。我们降低赤字率既是有信心的表现,也是为应对如果国际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一些新的风险点出现而备足工具。

  当然,金融领域也有一些违法违规行为或者规避风险的行为在兴风作浪。最近我们监管部门主动出手、果断处理,就是要让这些点状的风险不扩散,该戳的“脓包”还是要戳,否则也有道德风险。而且在处理的过程中,我们也注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积累了经验。未来有类似的问题出现,我们还会坚决地处置。

  我们这次机构改革把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也是要防止规避监管的行为发生,当然,还有一个老问题就是非法集资,政府会保持打击的力度,这里我也想说一句话,投资者千万不要听信那些非法集资者编造的竹篮子也可以打一筐水的神话。谢谢。

  李克强:要较大幅度地降低进口税率 对抗癌药品力争降到零税率

  彭博社记者: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成功使数亿人脱贫。现在中国进入新时代,显然在新时代,中国面临的问题将更加复杂。另外,我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模式也会经历一些变化,这集中体现在这次两会期间,政府机构改革方案通过以及进行修宪等。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以后,特别是在吸引外资和促进外贸方面,奉行的改革开放模式会跟原来40年有什么不同?

  李克强:中国40年来有目共睹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开放是密不可分的。开放推动了改革,促进了发展。可以说中国人民从开放当中得到了甜头。去年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时明确表示,中国将继续维护自由贸易,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如果说中国的开放有新变化的话,那就是门会越开越大,中国经济已经深度地融入了世界经济,关上门等于挡住了我们自己的路。

  新的变化意味着进一步扩大开放,我们在开放方面还有较大的空间和潜力。比如货物贸易,我们进口商品的税率水平在世界是处于中等水平,但是我们愿意以更开放的姿态继续进一步降低进口商品的总体税率水平。一些市场热销的消费品,包括药品,特别是群众、患者急需的抗癌药品,我们要较大幅度地降低进口税率,对抗癌药品力争降到零税率。对于服务贸易,我们现在可以说是逆差,进一步开放服务业会付出一些代价,但可以促进提高我们产业的竞争力。下一步重点要放宽服务业的准入,比如说在养老、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我们会加大放宽准入力度,在一些方面逐步放宽甚至取消股比的限制。我们还会全面放开制造业,在这方面不允许强制转让技术,我们将保护知识产权。

  我们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会进一步进行调整缩减。今年及今后几年会逐步放宽准入。而且我们还要加快推进涉及外商投资的三个法律合并成一个基础性法律,以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承诺。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批准了宪法修正案和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我们会遵循宪法,推进机构改革,这将更有利于坚持我们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因为媒体上对中国的开放有这样那样的议论,我在报纸上也都看到,所以我多说两句。我们的努力方向还是要使13亿人的市场成为中外企业、各类所有制企业都可以公平竞争的市场,给中国消费者以更多的选择,促使中国产品和服务升级,向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当然,中国的开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有些当时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开放举措,几年后回过头来看,可能成效令人惊讶。比如说5年前我们简化了因私护照办理和出境的手续,结果出境人次从当年的7000多万增加到去年的1.3亿多人次,而且其中多数都是去旅游和消费。所以看中国的开放,不仅要看细节、领域,更要看长远、全景。当然,开放是双向的、是相互的,就好像双人划船,光靠单人使力,这个船只能原地打转。只有两人同向用力才能继续前进。谢谢。

  李克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正在制定 很快会出台实施

  香港凤凰卫视记者:总理您好,我们注意到在您今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支持香港和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推进内地和港澳的互利合作。但是在香港也有担忧,担心这一做法是否会让香港失去自身的特色和定位,会不会影响到“一国两制”的落实,甚至模糊“两制”的界线。您怎样看?谢谢。

  李克强:我们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把它建成世界级的的大湾区,重要的原因就是三地有各自独特的优势,能够形成互补,否则就谈不上一个有世界竞争力的大湾区了。现在大湾区的规划纲要正在制定过程当中,很快会出台实施,港澳居民到内地来,特别是到广东来工作、生活,在住房、教育、交通等诸多方面将逐步享受同等的待遇。我们愿意和港澳同胞一起共享国家发展的机遇。

  至于说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当然会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我们和其他国家都可以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更何况内地和港澳同属一个国家,在“一国两制”下,会更好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互补,打造新的增长极。谢谢。

  李克强:给所有合法产权所有者都吃上长效的定心丸

  中央电视台记者:总理您好。我们注意到现在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担心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心里没有安全感,不敢投资,甚至有一些还在想方设法地向外转移资产。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些企业家在投诉政府的不作为和乱作为的情况。您对此怎么看?针对这样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

  李克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可以说包括国企、民企等各类所有制企业,为中国经济取得历史性成就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做出了贡献。现在民营企业税收占半壁江山,占城镇新增就业的90%。当然,一段时间以来,的确出现民企投资偏弱的现象,这和产权保护以及多方面的问题相关,我们高度重视。

  保护产权就是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是保护生产力,我们对各类合法产权的保护一直是放在心头,而且逢难必解,记得去年在记者会上,有人就担心住宅使用权到期后会不会有问题,我们明确表示可以延期、不影响交易,而且这方面要抓紧修法。对农民土地承包第一轮到期,我们也明确提出继续延长30年。而且我们在多方面采取措施,维护合法产权,运用法律加强保护,这也是弘扬法治精神。

  保护产权必须要尊重合同,弘扬契约精神,不能把合同当做废纸。的确,有些地方政府的某些行为不好,新官不理旧账,换了一个官,过去的合同就不算了,政贵有恒,你不能把合同当废纸,对此我们是坚决制止的,而且要予以处罚。去年我们有关部门抓住几个典型案件,把涉产权的错案纠正过来,这也表明了我们的决心,就是要持续向社会发出信号,让恒产者有恒心,让投资者有信心,让各类产权的所有者安心,给所有合法产权所有者都吃上长效的定心丸。谢谢。

  李克强:只要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我们万难不辞万险不避

  中国日报社记者:总理您好,在今年两会期间,我们注意到有代表和委员提出关于“放管服”改革的意见,大家说要像过去抓GDP一样抓“放管服”改革,但同时也有人说,中国目前的制度性成本还是很高,办事还是比较难。那么请问总理,咱们的“放管服”改革要放多少?“放”了以后该怎么管?是否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谢谢。

  李克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届政府伊始,我们抓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牛鼻子”去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就是要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激发市场的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可以说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成为政府继续推进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个利器。

  这次两会期间,我到代表团参加审议和讨论,不少代表委员都提出,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政府要着力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办事便利,这可以说是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对改革比较迫切的愿望,他们提的有很多看似是小问题,实际上是连着大政策。我们要见端知本,改革就是要把突破点逼近离市场、群众最近的地方。把民之所望,做改革所向。

  所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今年要在六个方面下硬功夫,你也可以把它形象地说成是六个“一”,那就是企业开办时间再减少一半;项目审批时间再砍掉一半;政务服务一网办通;企业和群众办事力争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凡事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明一律取消。现在我们开办企业的时间经过几年的努力,可以说已经降了不少了,但是全国平均还有22天,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只需要不到一天的时间。我们项目施工许可的办理时间就更长了,所以必须减繁。这六个“一”都是减,再加上减税、减费,这是动政府“奶酪”的,是伤筋动骨的改革。

  当然,要放得开,还必须管得住、管得好。我们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就是要管住市场秩序,对那些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欺行霸市,乃至于搞不正当垄断的,就要把它驱逐出市场,甚至严加惩罚,因为它妨碍公平、阻碍创新,也有悖社会道德。市场活力和人文精神是相辅相成的。当然,我们加强监管,也要注意防止扰民。比如这次机构改革,我们就把涉及市场监管的一些部门合并了,推进综合执法,避免多个“大盖帽”去管一个小商贩。

  刚才第一位记者讲到两会的时候提到机构改革,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还包括了国税和地税的合并,这就令我想起了一件事。我参加一次座谈会,有专家跟我说他去调研时发现,在餐馆里边吃饭是由地税向餐馆收“营业税”,而要打包带走就由国税来收增值税。他就问当地的有关方面,说我要是站在饭店门槛中间吃该由哪个部门来收税啊?当时对方给他的回答说“你这是抬杠”。但的确实施当中有这样的事情。我们这几年通过推进营改增、取消营业税,实现了税收以共享税为主,这样国税、地税合并就有了基础,这样可以避免多头收税、干扰企业的行为。所以“放”要放出活力,“管”要管出公平,“管”也是要触动利益的。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推进改革、做好政府工作,就是要为公、唯实、利民。我们要努力去为市场主体优化营商环境,为人民群众提供办事便利、敢于自我革命。只要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万难不辞、万险不避。谢谢。

  李克强:中美打贸易战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没有赢家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总理先生,最近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中国会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因此有不少人认为,应该对华打响贸易战,来惩戒中国在国家主导模式下采取的不公平贸易和产业政策。您认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美方关切,防止贸易战打响?您是否还认为对话可以解决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打响贸易战,中国能做什么?比如中国是否会考虑动用巨额外汇储备和持有的美国国债?

  李克强: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中美要打贸易战的声音比较多,但是我认为中美打贸易战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没有赢家。而且如果用“打仗”这个词来形容贸易的话,也有悖于贸易的原则。因为贸易嘛,总是要通过协商、谈判、对话来解决争端。我希望双方要保持理性,不要感情用事,避免打贸易战。

  去年中美贸易的规模已经达到了5800亿美元,能走到这一步是靠市场,是按照商业规则来推进的,否则的话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总量。当然,我们不愿意看见有比较大的贸易赤字,不仅是对美国,我们希望贸易总体平衡,否则的话难以持续。

  刚才我已经讲了一些中国继续推进扩大开放的具体措施,包括在服务业、制造业、商品等领域。其实美方企业是可以抓住机遇的,但同时我们也希望美方能够放宽对华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我们会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希望美方不要丢了这个平衡中美贸易的重器,否则就是丢了赚钱的机会。

  中国有巨额的外汇储备。运用外汇储备进行投资,我们从来都是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多元化、市场化操作,而且中国是长期负责任的投资者。中美关系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两国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对两国、对世界都是好事。至于对中国发展的一些担忧,我认为那是过虑了。谢谢。

  李克强:我们要将心比心 把就业放在心上,扛在肩上

  人民日报社记者:总理您好,我们观察到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让更加公平、充分的就业始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亮点,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比如大学生就业还有转岗职工再就业,复转军人再就业等仍然困难不少,这也意味着未来5年中国的就业市场将面临着诸多挑战。请问您准备如何解决这些困难?谢谢。

  李克强:就业成效是要由人民群众来评判的,如果有失业也是掩盖不住的,所以我只能回答你今年的问题,未来5年会怎么样,要看今年做得怎么样。

  过去5年,中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有6600多万城镇新增就业,保持了比较充分的就业。就业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那是天大的事,没有一个人就业,一个家庭就毫无生气。如果大学生毕业就失业,那就没有希望,所以我们要将心比心,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都要把就业放在心上,扛在肩上。今年我们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把城镇调查失业率列入预期目标,就是为了更加充分地反映城乡就业状况,也可以说这是自加压力。

  这里我想报个大账,我们今年城镇实际新增劳动力人口是1500万到1600万,我们定的目标是至少要保证1100万人就业,但方向是1300万人以上,前几年我们都做到了,今年也没有理由不做到,与此同时,我们还有2.8亿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化进程当中垒起大楼、铺通大道,为中国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促进农民工就业也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进城务工农民都是通过打工来增加他的收入,今年至少还要新增三、四百万农村转移劳动力,对此,我们要责无旁贷地为农民工创造稳定的就业机会。

  今年的高校毕业生达820万,是历史新高,还有近500万中专毕业生,加上近百万复转军人和去产能转岗职工,必须努力保障他们的就业,绝不允许有零就业家庭出现,这就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拓展就业岗位,特别是培育新动能。过去几年,新动能在增加就业岗位当中可以说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要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保障比较充分的就业,这实际上也能够更多地创造财富。大家想想看,13亿人口,8亿多的劳动力,如果能够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创造的财富是不可估量的,也会给世界市场带来惊喜。谢谢。

  李克强:运用多种制度不让“一个人患大病 全家都倒下”

  光明日报融媒体记者:总理,您好。近年来,我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虽然已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但一场大病就让一个家庭陷入困境的现象还是屡有发生。请问总理,新一届政府在解决老百姓因病致贫问题上将会采取哪些新的举措?谢谢。

  李克强:过去几年,我们用了很大的努力,在过去的基础上完善基本医保制度,构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医保网,这也是为了让人人小病能看、大病敢看。但同时我们也感受到,确实还有一些困难家庭看大病难。你刚才讲的问题不只是困难家庭,还有一些享受不到优质医疗资源的家庭也有同样的问题。新媒体上常有报道。

  中国太大,我们还有三千多万贫困人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脱贫攻坚高度重视,对打赢这场攻坚战向全社会作出承诺。在贫困人口当中,很多是因为大病致贫,或大病返贫。所以我们要在巩固基本医保的基础上,把治大病的问题作为重点来抓。这几年我们创新体制,把基本医保和商业保险结合起来,运用“大数法则”,放大资金效应,使更多的人享受大病医保,去年就达到1700多万人。

  今年我们要在这方面继续加大力度,提高的财政对基本医保的补助资金,一半用于大病保险,至少要使2000万人以上能够享受大病保险,而且扩大大病保险病种。同时我们要通过发展“互联网+医疗”、医联体等,把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更多的大病患者能够方便得到优质医疗资源的服务。

  今年春节前我到地方调研慰问,路过一个贫困人口家庭,临时进去,看到老人有大病,也有医保卡,但还是不敢去看。这个情景至今挥之不去。的确,常说病来如山倒,我们就是要运用大病保险等多种制度,不让一个人患大病,全家都倒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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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0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3月20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中国新闻社记者

  总理您好。我们注意到前阵子中国对一些保险类、金融类企业采取了强制性措施。请问下一步这样的做法是否会继续?以及这是否表明了中国新一轮风险点正在继续,中国是否有可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谢谢。

  李克强

  我要负责任地说,中国有能力防范、也不会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金融运行也是稳健的。当然了,中国经济总量已达80多万亿元,银行资产有250多万亿元,你说没有点风险,那是不可能的。常言道:云多易生雨、树大常招风。但是我记得我在这里曾经说过,我们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是比较高的,高于国际标准。我在这里还想说,目前我们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15%左右,这也相当于存了20多万亿的准备金,或者叫做风险准备金。

  今年我们还主动调低了赤字率,这是因为去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财政超收超出了预期。光中央财政就超收了2500多亿元,我们没有用,放到今年。而且今年前两个月财政收入又达到两位数增长,我们对实现今年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未来发展的预期是充满信心和看好的,所以未来我们还会努力按这个方向持续调低赤字率。当然,调低赤字率并不意味着要改变积极财政政策的取向,因为我们今年的财政支出超过去年财政支出,增加的量是不小的。我们降低赤字率既是有信心的表现,也是为应对如果国际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一些新的风险点出现而备足工具。

  当然,金融领域也有一些违法违规行为或者规避风险的行为在兴风作浪。最近我们监管部门主动出手、果断处理,就是要让这些点状的风险不扩散,该戳的“脓包”还是要戳,否则也有道德风险。而且在处理的过程中,我们也注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积累了经验。未来有类似的问题出现,我们还会坚决地处置。

  我们这次机构改革把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也是要防止规避监管的行为发生,当然,还有一个老问题就是非法集资,政府会保持打击的力度,这里我也想说一句话,投资者千万不要听信那些非法集资者编造的竹篮子也可以打一筐水的神话。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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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20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会见采访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李克强共回答了“是否有可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住宅使用权到期怎么办?”等15个热点问题。

  2018年3月20日(星期二)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会见采访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李克强共回答了“改革开放模式会跟原来40年有什么不同?”、“是否有可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住宅使用权到期怎么办?”等15个热点问题,整理如下。

  问题1:谈改革开放

  李克强:开放的门会越来越大 关上门等于挡住自己的路

  李克强:新的变化意味着进一步扩大开放,我们在开放方面还有较大的空间和潜力。比如货物贸易,我们进口商品的税率水平在世界是处于中等水平,但是我们愿意以更开放的姿态继续进一步降低进口商品的总体税率水平。一些市场热销的消费品,包括药品,特别是群众、患者急需的抗癌药品,我们要较大幅度地降低进口税率,对抗癌药品力争降到零税率。

  我们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会进一步进行调整缩减。今年及今后几年会逐步放宽准入。而且我们还要加快推进涉及外商投资的三个法律合并成一个基础性法律,以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承诺。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批准了宪法修正案和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我们会遵循宪法,推进机构改革,这将更有利于坚持我们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问题2:谈放管服改革

  李克强谈放管服:要做动政府奶酪的伤筋动骨的改革

  李克强:刚才第一位记者讲到两会的时候提到机构改革,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还包括了国税和地税的合并,这就令我想起了一件事。我参加一次座谈会,有专家跟我说他去调研时发现,在餐馆里边吃饭是由地税向餐馆收“营业税”,而要打包带走就由国税来收增值税。他就问当地的有关方面,说我要是站在饭店门槛中间吃该由哪个部门来收税啊?当时对方给他的回答说“你这是抬杠”。但的确实施当中有这样的事情。我们这几年通过推进营改增、取消营业税,实现了税收以共享税为主,这样国税、地税合并就有了基础,这样可以避免多头收税、干扰企业的行为。所以“放”要放出活力,“管”要管出公平,“管”也是要触动利益的。

  问题3:谈朝核

  问题4:谈企业家资产外移

  李克强:政贵有恒 要让恒产者有恒心让投资者有信心

  李克强:保护产权就是保护市场经济的基石。去年记者会上有人关心住宅权使用权到期会不会有问题,我们明确表示延期不影响交易,并明确要赶紧修法。保护产权还要尊重合同,要有契约精神。有些地方政府的做法不好,新官不理旧账。政贵有恒,不能讲合同当废纸。要让恒产者有恒心,让投资者有信心,给合法产权所有者都要吃上定心丸。

  李克强:的确出现民企投资偏弱现象 将高度重视

  李克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可以说包括国企、民企等各类所有制企业,为中国经济取得历史性成就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做出了贡献。现在民营企业税收占半壁江山,占城镇新增就业的90%。当然,一段时间以来,的确出现民企投资偏弱的现象,这和产权保护以及多方面的问题相关,我们高度重视。

  问题5:谈战略扩张

  李克强:中国这些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30%

  李克强:中国这些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也对世界和平有贡献。扩大贸易有更多谈判,避免冲突。中国文化历来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希望,和为贵。要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绝不会也不能丢掉自己的一寸土地,但我们也不会侵占别人的一寸土地。这是同理,我们走的是和平发展。

  问题6:谈就业

  李克强:就业对一家来说是天大的事 我们要将心比心

  李克强:过去5年中国经济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亮点是6000多万新增就业,保持了充分的就业。就业对一家来说是天大的事,没有一个人就业一个家庭毫无生机,我们要将心比心,各级政府都要把就业放在心上,扛在肩上。

  李克强:今年定的目标是至少要保证1100万人就业

  李克强:这里我想报个大账,我们今年城镇实际新增劳动力人口是1500万到1600万,我们定的目标是至少要保证1100万人就业,但方向是1300万人以上,前几年我们都做到了,今年也没有理由不做到。

  问题7:谈贸易战

  李克强:希望中美双方不要感情用事 避免打贸易战

  李克强:中美要打贸易战的话,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没有赢家。而且,如果用“打仗”这个词形容贸易的话,也有悖贸易原则。贸易是用协商、谈判、对话来解决,我希望双方保持理性,不要感情用事,避免打贸易战。

  李克强呼吁中美保持理性 还给美国指了条赚钱的路

  李克强还建议美国放宽对华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中国会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希望美方不要丢了这个平衡中美贸易的重器,否则就是丢了赚钱的机会”。

  问题8:谈系统性金融风险

  李克强:中国有能力防范也不会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

  李克强:我要负责任地说,中国有能力防范、也不会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金融运行也是稳健的。当然了,中国经济总量已达80多万亿元,银行资产有250多万亿元,你说没有点风险,那是不可能的。常言道:云多易生雨、树大常招风。但是我记得我在这里曾经说过,我们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是比较高的,高于国际标准。我在这里还想说,目前我们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15%左右,这也相当于存了20多万亿的准备金,或者叫做风险准备金。

  李克强谈非法集资:投资者别听竹篮子可以打水的神话

  李克强:我们这次机构改革把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也是要防止规避监管的行为发生,当然,还有一个老问题就是非法集资,政府会保持打击的力度,这里我也想说一句话,投资者千万不要听信那些非法集资者编造的竹篮子也可以打一筐水的神话。

  问题9:谈中俄

  问题10:谈两岸关系

  问题11:谈因病致贫

  李克强:解决因病致贫 不能一个人患大病全家都倒下

  李克强说,这些年我们创新体制,把基本医保和商业保险结合起来,用大数法则放大资金效应,去年有1700多万人享受到大病医保。今年,我们要在这方面继续加大力度,提高基本医保资金一半用于和商业保险结合。至少要有两千万人以上能够享受大病保险,而且扩大病种,同时把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通过互联网+医疗,让大病患者得到优质资源。

  问题12:谈中日和平

  问题13:谈互联网+

  李克强:要求有关部门完善境内上市措施 欢迎回归A股

  李克强表示,有些互联网+企业到海外上市,我们要求有关部门完善境内上市的措施,欢迎A股回归境内。同时为创新创业企业上市创造有利、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通过互联网+拓展智能+,和医疗服务紧密结合,催生数字经济向前发展。

  问题14:谈粤港澳大湾区

  李克强谈大湾区:港澳居民住房教育等逐步享同等待遇

  在谈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李克强表示,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大湾区,粤港澳三地各自有优势,可以互补。

  他透露,规划纲要正在制定中,港澳居民到广东工作、生活、住房、教育、交通等方面,将逐步享受同等待遇,而且,“我们也愿同台湾同胞共享大陆发展的机遇”。

  问题15:谈养老

  李克强:有能力保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李克强还表示,不应将老年人当做负担。“夕阳红”是产业,很多老人都可以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当然,绝不推卸我们‘老有所养’的责任”,他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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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午全国人大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回答中外记者提问。过去5年回答79问,李克强总理见招拆招,直面回应。带你回顾30句精彩答问。

  今天上午全国人大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回答中外记者提问。过去5年回答79问,李克强总理见招拆招,直面回应。带你回顾30句精彩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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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9日上午,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等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在现场,当有记者追问下一任央行行长是谁时,周小川笑着回答“你猜呀!”3月19日,这一谜题终于解开:经过投票表决,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易纲为

  3月9日上午,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等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在现场,当有记者追问下一任央行行长是谁时,周小川笑着回答“你猜呀!”3月19日,这一谜题终于解开:经过投票表决,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为什么是易纲?《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发现,行业资历深、理论水平高、具有改革精神或许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从行业资历来看,现年60岁的易纲自1997年便供职于央行,目前已在央行工作21年。其中,担任央行副行长一职也长达10年零三个月。从理论水平来看,截至2009年,他有中文著作11本,中文论文43篇,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多篇。从改革精神来看,他在多篇论文中已反映出深深的改革理念,是不遗余力的利率市场化推进者。

  已经在央行工作21年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发现,从1997年进入央行算起,现年60岁的易纲已经在央行工作了21年。与任职央行行长长达15年的周小川不同,易纲是从央行系统直接由副行长升任行长,而周小川则是在担任央行副行长后,又辗转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中国证监会主席等职,随后才担任央行行长。

  记者注意到,在此次担任央行行长之前,易纲已经在央行副行长的职位上工作了10年零三个月。期间,他还出任过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一职。值得一提的是,周小川也曾担任过这一职务。

  资料显示,易纲的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等方面,具有多年的货币政策研究、制定和操作经验。截至2009年,易纲的中文论文有43篇,多发表于《经济研究》《金融研究》《国际经济评论》等期刊。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易纲发表论文20多篇。其中有11篇被世界权威索引《经济学文献期刊》编入其期刊和电子索引。

  记者注意到,易纲1999年与吴有昌合著的《货币银行学》,如今依然被当作金融学经典教材广泛传阅,其中的大部分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前瞻性,豆瓣上的跟评多年未断。有读者认为:“在传统理论的介绍上,这本书的体系和内容都堪称是国内编得最好的《货币银行学》。”

  易纲留给外界的深刻印象是,每次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时都能行云流水地作答各种问题,是名副其实的金融百科全书式人物。

  “我们监测到,去年年底贷款利率是同比上升了0.4个百分点,看去年的物价CPI是1.6%,PPI是6.3%,GDP的平减指数大概是CPI和PPI的加权平均。这么看,我们的实际利率是稳定的,我们不仅仅要看名义利率上升了0.4个百分点,还要看实际利率。实际利率是稳定的,和经济走势是相一致的。资金面上供给也是比较平衡的。至于你说的美联储将加息这个问题,我们看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依据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我们要进行综合考量。同时,跨境资金流动是比较平衡的,在这方面我们要继续推进资本项目平稳可兑换,同时也要防范风险。谢谢!”这是今年3月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易纲回答记者提问的实录。

  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这样一个包含丰富数据对比的回答,易纲现场并未临时看资料。

  巧解货币政策

  在3月9日的记者会上,易纲回答记者提问时的一些看法或观点,或许可以让人一窥他的工作思路和方向。

  当天有记者提问说:“我们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货币政策的表述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和往年相比‘松紧适度’这个表述比较新,对于市场来讲,我们如何来理解松紧适度?”

  对此,易纲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主要是针对金融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而言的。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经济目前是稳中向好,我们看一个货币政策是松还是紧,可以从几个维度(判断):一是看信贷支持实体经济,支持小微企业,支持‘三农’,支持一些薄弱环节(的力度);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支持创新领域(的力度),中国经济目前有很多创新的亮点,看这些创新的领域能不能及时得到货币、信贷、股市,还有其他各种融资方式的支持。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还要注意金融改革。”

  他进一步表示,“松紧适度主要是看对实体经济而言,我们的实体经济能不能够得到各个方面有效的支持。能不能够创造一个防风险并且能够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为我们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从流动性角度来讲,也要松紧适度,也要基本上稳定。我们看流动性方面,主要是看市场利率是不是平稳,整个的超额准备金水平是不是合适,各方面的指标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这就是我们对松紧适度的考量。”

  倡导利率市场化改革

  2009年第1期《金融研究》署名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易纲的论文《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在深层次上讨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的条件。

  文章末尾写道:“笔者笃信市场经济,坚信市场经济能够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深层次问题是,利率完全市场化和国家对大银行控股、存款保险以及国家注资银行是有矛盾的。而对这一问题不进行梳理和总结,过度竞争和道德风险是难以避免的。”“培育SHIBOR或其他市场基准是中国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在浅层次上的必要条件,而产权清晰和所有制多元化、打破垄断、有序退出、预算硬约束则是在更深层上的必要条件。”

  9年后的2018年初,易纲在《中国金融》上发表《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指出,从国际上看,全球经济复苏态势仍可能延续,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将进一步趋向正常化,美联储的进一步加息动作为各界所关注,全球利率中枢可能会有所上行。

  易纲在文章中表示,美国减税措施和外贸政策仍会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一定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有可能多发频发,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不容忽视。在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外需回暖,对国内经济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来自外部的不确定变化也可能向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传导,全球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回暖还可能给国内物价形成一些压力。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

  “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有利于提高金融业竞争力、增强金融体系韧性,为推动金融机构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为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创造有利的条件。同时,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大意义,是以市场化方式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一环。”易纲在《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最后一段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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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任务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央行行长易纲说。

  “主要任务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央行行长易纲说。

  3月19日上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易纲被提名并选举为新一任中国央行行长。至此,周小川正式结束十五年的央行行长生涯,央行迎来新掌门人。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当天人民大会堂里公布选举结果时,易纲在会场里拿着本子和笔认真仔细地做着选票结果的记录。当念到他的投票结果时,他面部表情并无明显变化,仍是微低着头记录着。即便在会后被媒体围堵得里三层外三层,易纲泰然依旧,当被问及当选感受时,他表示,“我的内心是平静而庄重,使命神圣和光荣”。

  易纲集海归学者和实干派官员为一体,是既具国际视野,又深刻了解中国实情的技术性官僚。专业、稳健、务实是外界对他的一致评价。作为需要专业素养且兼备国际视野的一国央行行长一职,易纲的履历担得起这个位子。此前在央行工作期间,他是人民币汇改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策划人和深度参与者;得益于工作和海外留学的经历,他又对货币政策有着深刻的研究和理解;而当他开启统领央行新时期之时,这些问题会继续成为他任期内的考验,更具挑战的是,在当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之时,易纲所面临的“拆弹”中国金融风险的任务更显艰巨且急迫。

  学者易纲:“我是一名教师”

  易纲的求学经历,似乎预示了央行是他最合适的工作选择。

  易纲称得上是个学霸。他以“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新三届大学生”的时代烙印,在1977年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但易纲的求学经历并未止于北大。1980年北大毕业后,易纲前往美国继续求学6年,分别在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便在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教长达8年,且年仅34岁便在印第安那大学获终身教职。

  在印第安那大学任教期间,易纲写了多篇研究中国货币需求问题的文章,通货膨胀则是其在研究中国货币需求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他后来所一直关注的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这项研究持续了十余年,并在2003年将多年研究成果集结成一本名为《中国货币化进程》的专著。此外,1999年,易纲和他人合写出版的《货币银行学》,在日后也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经典教科书。

  学者这个身份一直伴随着他。即使进入央行任职之后,他依然热爱研究,主要的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组织、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的学者多次引用。

  2009年,时任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局局长的易纲出版了《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该书主要收录了其在2003年~2009年间的研究文章。在该书的开篇自序中,易纲仍自称“我是一名教师”。他提到,“我还有勇气出此书是因为我的文章是用心写的,在每篇文章的特定背景下,我想到前沿去了,我希望并相信能给年轻人以启发和帮助。”

  坚定的改革派

  易纲是在1994年回国的,起初与林毅夫等人发起组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与央行的“缘分”,从1997年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正式开始。

  1997年也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对中国当时进行的金融改革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反对金融业改革开放的保守声音甚嚣尘上。1998年初,易纲与现任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合写了一篇分析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文章,建议资本市场开放要继续推动但需渐进有序,并实行有弹性的汇率政策。

  易纲早年对人民币汇率、资本项目开放和外汇储备的研究,成为他在2009年后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的有力理论支撑,这也使得他成为人民币汇改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要谋划人。

  与周小川一样,易纲是个坚定的改革派。在他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期间,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度直逼4万亿美元,管理规模如此庞大的资产并实现保值增值,易纲选择的解决方案就是多元化的投资,不再单调地投资美国国债,而是放眼全球金融资产。为此,他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聘请了一批专业人士,引入市场化投资的理念。

  易纲在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之初,就强调外汇管理要顺应时代潮流,从重审批向重事后监管转变。他还提出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逐步从“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转为“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等法治思想。

  上述改革思路一直延续至今。去年末,他撰文指出,我国将在2018年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意味着有两大重要转变:一是它打破了各种形式的不合理的限制和隐性的壁垒,把整个市场的剩余决定权都交给了市场;另一个则是政府从重视事前的审批,转变为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

  新行长的三大任务

  和三大挑战

  当易纲当选为央行行长的结果公布之后,境内外的媒体早已堵在人民大会堂二楼楼梯口,等待着易纲的出现。

  易纲一现身,瞬时就被媒体里里外外围堵了三四圈。面对记者此起彼伏的提问声,易纲终于停下脚步说,“我就回答三个问题”。这延续了他一贯的规矩,而他的回答又同样精炼且直奔主题。

  最先被问及的便是开篇说的当选感受,第二个问题便是问他上任后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主要任务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易纲说了三点。

  这高度概括了未来几年易纲所带领的中国央行的主要使命,同时也包含了他所面临的三大挑战:

  一、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在央行工作逾二十载,易纲对央行的使命和挑战最熟悉不过,由他“接棒”周小川,可谓是无缝交接。不过,年过60的易纲,在未来5年所要面对的中国央行,仍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首要的就是如何打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

  去年成立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简称“金稳会”),强化了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金稳会的办公室设在央行,也说明未来央行在金融监管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金稳会成立的首要任务就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落脚到央行,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是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宏观调控手段。

  宏观审慎框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其核心内容是以资本金约束金融机构的经营扩张,要求金融机构“有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目前纳入MPA季度考核的只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但一央行内部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未来会适时将券商、基金、保险甚至是大型互联网金融机构纳入MPA考核范围内,强化资本约束。

  除了MPA考核外,未来央行还将统领对资管业务和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而实现这些监管的基础,都是建立在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之上。

  二、货币政策调控的新考验

  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是各国央行的法定职责。也因此,随着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货币政策调控也成为考验各国央行的永恒挑战。

  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易纲对于今年的货币政策取向开出了四个“药方”:

  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不能依靠货币信贷的“大水漫灌”来拉动经济增长,央行要根据调控需要和流动性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促进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三是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继续运用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贴现、PSL等工具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再贷款支持力度。

  四是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央行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进一步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传导。

  三、人民币国际化路漫漫

  人民币国际化是周小川的未竟之命,也是易纲在任内需要继续主推的一项重要工作。特别是在推动人民币汇改的议题上,易纲的态度始终如一——“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能够有效提升我国经济金融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

  当前,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不断增强,央行也已退出外汇市场的常态化干预,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人民币汇率实现清洁浮动只差“临门一脚”,易纲在担任央行行长任内,有望实现十余年漫漫汇改路的终极目标。

  搞活外汇市场,继续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易纲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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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是防风险的主战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郭新明近日接受上证报记者专访,详析人民银行分支行如何从金融监管协调、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金融机构评级、存款保险、金控公司等五方面着手,切实落实金融防风险。

  ⊙上证报两会报道组   

  金融是防风险的主战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郭新明近日接受上证报记者专访,详析人民银行分支行如何从金融监管协调、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金融机构评级、存款保险、金控公司等五方面着手,切实落实金融防风险。他指出,人民银行分支行将稳妥有序推进金融控股公司试点监管,摸排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情况。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取得明显进展。报告还称,强化金融监管统筹协调,健全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监管。

  郭新明指出,从人民银行分支行的工作角度看,应强化金融监管统筹协调。人民银行分支行要积极探索参与地方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的有效形式,保持与其他中央金融监管部门派驻机构的密切沟通与联系,加强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协调协作。

  同时,人民银行分支行将加强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一方面,关注银行业金融机构特别是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异常经营情况及风险隐患;另一方面,持续监测、及时掌握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和同业业务发展状况及风险底数。此外,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出台后,人民银行分支行将做好资产管理新规的落地实施工作。

  郭新明表示,人民银行分支行还将稳步推进央行金融机构评级工作,建立评级组织构架,完善工作机制,对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评级。对于评级结果,人民银行分支行将审慎用好,与存保差别费率、MPA、货币政策工具、窗口指导、逆周期缓冲资本等挂钩。

  在他看来,存款保险早期纠正和处置平台作用还需要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分支行将扎实做好投保机构日常风险监测工作,做实存款保险现场核查,全面及时掌握投保机构运行和风险状况,依法早纠,推动风险早发现、早处置。

  金融控股公司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点领域。郭新明指出,稳妥有序推进金融控股公司试点监管,摸排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情况,扎实做好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监测,重点关注是否存在出资不实、构架不明、关联交易不当、扩张过快等风险隐患,探索开展金融控股公司模拟监管工作。

  近年来,央行一直在积极构建和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宏观审慎评估(MPA)是央行在这方面的重要探索和实践,已经正式实施两年。

  郭新明指出,MPA是中央银行履行宏观审慎政策职责、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政策工具。从江苏的实践情况看,MPA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纳入MPA考核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贷款保持平稳增长,表外理财增长过快的趋势得到遏制,金融机构总体保持审慎经营,金融市场运行基本平稳。

  他介绍,从2018年一季度起,资产规模5000亿元以上金融机构发行的同业存单被纳入同业负债占比指标,央行对其他金融机构将继续监测,适时提出适当要求。此外,央行将适时将绿色信贷纳入MPA考核,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绿色经济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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