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9月5日，G20杭州峰会落下了帷幕。通过两天的讨论，会议达成了许多共识。这些共识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份针对全球经济的行动纲领，指引全球经济未来之路。

　　无论是世界经济，还是G20本身，都面临重要的关口。金融危机过去8年，世界经济仍然复苏艰难，而今需要兼顾短期问题和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实行标本兼治的方案，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和结构性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本届领导人峰会还首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如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这些都是本届峰会的鲜明特色。

　　G20的使命也在面临转变，从当初的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侧重短期政策向短期和中长期政策并重转型。本届峰会达成的许多共识，不仅仅是共同的认识，还是一份行动纲领，在一些领域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跟踪和评估机制，对各国行动进行评估。

　　在闭幕致辞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取得了丰硕成果，画上了圆满句号。相信此次会议将成为一个崭新起点，让二十国集团从杭州再出发。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G20成员国就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盯住汇率达成共识，殊为不易。究其原因，当前全球金融市场环境较年初G20上海财长和行长会议召开时更加复杂。

　　随着G20峰会落幕，各国如何协调沟通汇率政策规避货币竞争性贬值，成为金融市场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

　　在G20杭州峰会前，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在介绍G20杭州峰会有关财金渠道的议题进展成果时表示，G20成员国已就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盯住汇率达成共识。与此同时，G20成员国就运用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等政策达成共识，将多管齐下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在金融业内人士看来，此项共识令G20各国对货币政策的协调，进入了一个新的操作阶段。

　　尽管2月份举行的G20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曾提出要充分使用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等措施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但在实际操作环节，部分国家认为自身结构性改革困难不小，加之财政刺激空间有限，不得不转而继续扩大宽松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此举无形间加剧本国货币贬值趋势，容易引发新的全球货币竞争性贬值大战。

　　不过，G20国家真正做到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依然任重而道远。究其原因，一旦全球经济增长陷入衰退，不排除某些国家执意采取容许本国货币竞争性贬值的措施，争夺更多出口市场以确保本国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

　　IMF总裁拉加德表示，经济增长长期过于低速，G20一致认为需要更多更广泛的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不仅仅是停留在对结构性改革的考虑上，还需要执行，需要针对国际税务与避税行为投入更多行为。

　　“这意味着各国可能会加强对本国资金跨境流动的税务监管，避免在当前全球货币政策持续分化的情况下出现资本大规模异常外流，以此防范本国货币持续大幅贬值。”一家美国对冲基金经理认为。

　　值得注意的是，在G20杭州峰会举行期间，G20成员国首次承诺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以进一步增强信心和稳定市场。

　　在他看来，这预示着各国之间针对汇率异常波动的沟通将会日益频繁，对全球套利热钱的监管趋严。

　　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任重道远”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G20成员国就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盯住汇率达成共识，殊为不易。究其原因，当前全球金融市场环境较年初G20上海财长和行长会议召开时更加复杂。

　　相比2月份全球金融市场主要担心美元升值引发各国货币争相贬值，当前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更多——首先，英国脱欧引发欧元区大量资本外流，导致欧洲与英国央行加大货币宽松力度支持经济发展，但此举可能引发欧元英镑出现较大贬值，令市场担心货币贬值大战重燃；其次，日本央行频频释放干预汇市的声音以压制不断上涨的日元汇率，令市场进一步担心各国可能纷纷效仿以保护自身出口竞争力；最后，新兴市场国家资本跨境流动面临大进大出的问题，容易引发新一轮新兴市场货币汇率异常大幅贬值。

　　“如何让这些国家尽可能不要采取引发本国货币大幅贬值的货币政策，一直是全球各国汇率政策协调的难点，毕竟，各国都有自身不同的诉求。”上述美国对冲基金经理表示。

　　近日，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再度强调，若货币宽松政策利大于弊，日本央行不应在采取行动方面犹豫不决，日本央行仍有极大的进一步降息空间。

　　此番表态令市场进一步担忧日本央行很可能双管齐下，一面采取大手笔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一面通过干预汇市，大幅压低日元汇率以增加日本商品出口竞争力。

　　“市场更大的担心是，一旦日本央行单方面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与汇市干预措施，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与多国汇率异常波动。”他表示。究其原因，由于日本此前长期保持零利率政策，导致日元套利交易泛滥。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日元套利交易规模高达数千亿美元规模，这些资本通过低息借入日元扩大杠杆投资规模，在全球寻找各类高息货币资产投资以赚取利差。

　　由于日元套利交易对政策波动相当敏感，一旦日本央行打算采取货币干预措施，很可能导致日元套利交易纷纷回流日本避险，此举不但令日本央行压低日元汇率的努力付诸东流，还可能导致不少新兴市场高息货币国家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迫使这些国家增加货币宽松措施弥补资金缺口，引发各国货币之间的竞争性贬值以争夺出口市场。

　　共识的“约束力”

　　在多位金融业内人士看来，这恰恰是G20国家开展汇率政策协调急需解决的问题。当前外汇市场之所以频频出现大幅动荡，除了规模庞大的日元套利交易资金，还有各国央行不断扩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衍生的资金流动性泛滥，导致外汇市场波动性较以往出现更大幅度的动荡，稍有不慎就会引发新的市场恐慌。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G20峰会召开前夕的记者会上指出， G20成员国应就汇率市场进行密切的政策沟通达成了明确的共识。具体而言，财长行长们一致同意，可以在国别间进行政策沟通，也可以通过IMF进行沟通。因为IMF担负着全球宏观政策监测的重任，G20成员都是IMF成员，中国是IMF重要成员。

　　在一位外汇市场交易人士看来，各国达成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加强政策沟通的共识，无形间也给各国央行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个“较强”的约束力，令各国央行在采取货币宽松政策时需要考量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

　　“此举已经产生了不错的效果。”他直言，此前日本央行一直频频警告要干预汇市压低日元汇率，却迟迟没有付诸行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央行担心此举会引发金融市场对日元竞争性贬值的质疑，损坏日本国际形象。这意味着，全球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协调将变得更加频繁，有效避免某个国家单边行为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额外的冲击。

　　在这位人士看来，G20此次达成货币竞争性贬值共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部分国家日益膨胀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行“约束”。事实上，QE资金日益泛滥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构成不小的冲击——一方面QE资金不断膨胀，令欧美国家债市股市不断创出新高，金融市场已经担心金融资产泡沫日益严重；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国际投资机构开始借入大量QE资金扩大杠杆投资规模，前往新兴市场寻求高收益资产避险，无形间也引发新一轮新兴市场国家资金大进大出风险。

　　“这也让G20国家开始关注全球资金跨境流动所存在的税收管理缺位问题，因为税收管理的缺位，令全球资金能轻松在一个国家随意自由进出，破坏这个国家金融稳定性，进而导致该国货币出现大幅异常贬值，进而引发其他国家货币竞争性贬值。”他直言。一旦G20国家加强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税收管理，某种程度也遏制数以千亿美元的热钱无序流动，间接预防全球货币汇率出现异常大幅波动。(陈植 何晶晶)

　　平均一天会见6位领导人，共主持参与十余场活动

　　一场敞开大门迎接世界各代表性国家领导人的高级别盛会，东道主自然是忙碌得一刻不得闲，热情招待络绎而至的贵宾们。

　　9月4日～5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下称“G20杭州峰会”），是近年来中国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峰会之一。作为东道国的领导人，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早早开启了G20时间。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梳理外交部、2016年G20峰会官网、新华社、央视等权威部门和媒体的信息和报道，发现习近平这几天共主持参与了十余场活动，从每天平均单独会见6位国际组织和国家领导人，到主持会议或出席并亲自致辞，再到偕夫人彭丽媛一起隆重宴请宾客，习近平的G20时间紧凑而有序。

　　提前4天开始迎客

　　急切地希望“重启”与中国关系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8月29日就借出席峰会的机会离开加拿大，开始了他就任总理以来的首次对华正式访问。

　　而这位年轻总理的提前到访，也让习近平提前开启了G20的会客时间。

　　8月31日，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特鲁多，欢迎特鲁多正式访华并出席G20杭州峰会。习近平表示，新形势下，中加双方拥有更多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中方愿同加方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努力开创两国关系发展新局面，更多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同一天的相同地点，习近平还会见了同样早早来访的沙特王储继承人穆罕默德。除了欢迎其访华并出席G20杭州峰会，习近平还强调，中国视沙特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愿同沙方共同努力，充实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

　　9月2日，习近平提前2天抵达杭州，来自各国的宾客也接踵而至。

　　这一天，习近平分别会见了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塞内加尔总统萨勒、老挝国家主席本扬、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以及巴西总统特梅尔等共6位外国首脑。

　　刚刚从代总统“转正”的特梅尔这是第一次来中国。第二天，他颇有兴致地去杭州的百货商店逛了逛，买了双皮鞋和一只电动玩具狗，登上了中国网媒的头条。特鲁多则到了天猫卖加拿大的龙虾，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去庆春路一家面馆吃面……这些行程多为宾客自由安排。

　　B20和中美领袖湖畔夜谈

　　9月3日，G20杭州峰会正式开幕的前一天，习近平继续与陆续前来的贵宾们会面，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埃尔多安、乍得总统代比、意大利总理伦齐以及南非总统祖马。

　　当天15时，习近平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会场，出席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开幕式，并发表题为《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的主旨演讲。2016年B20主席、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姜增伟向习近平递交了《2016年B20政策建议报告》。

　　下午5点30分，习近平和奥巴马先后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中国和美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随后，习近平致辞。

　　晚饭过后，忙碌了一天的习近平又单独会见了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来华的奥巴马。

　　当晚，奥巴马抵达杭州西湖国宾馆，习近平在大厅内迎接。两人在当天颇有默契地系了同一种颜色的领带，均为纯蓝色。像此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那样，两人一边走一边愉快交谈，共同走到两国国旗前友好握手。随后，双方围绕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和全球性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和建设性交流，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

　　正式的会晤后，习近平和奥巴马两人还在湖边漫步，并移步至西湖国宾馆的凉亭内，一边饮茶一边在夜色中畅谈。

　　G20的正点时刻

　　9月4日上午，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行。习近平系上了红色的领带，精神饱满地走进会场并致欢迎辞。

　　五国领导人除了就金砖国家深化合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深入交换意见外，还手牵手站在五国国旗前合影留念。

　　在这一会议中，习近平表示，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也是二十国集团重要成员。金砖国家要努力推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国际治理中占据更加主动有利地位。

　　当天，习近平还单独会见了自上任以来已会晤18次的老朋友——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外还有印度总理莫迪、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埃及总统塞西、墨西哥总统培尼亚以及泰国总理巴育，分别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4日下午，历史性时刻到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

　　当天15时，习近平伫立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二楼迎宾厅内，微笑迎接来自八方的嘉宾。G20成员国和嘉宾国领导人及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陆续抵达这座恢弘的建筑。

　　3点15分，习近平和所有到场的贵宾一起走到背景板前，站成三排，留下了全球经济治理重要平台的又一张经典“全家福”。

　　8年前，在国际金融危机最紧要关头，G20秉持同舟共济的伙伴精神，把正在滑向悬崖的世界经济拉回到稳定和复苏轨道。8年后的今天，世界经济又走到一个关键当口。如今的G20正在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这个全球经济治理重要平台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15时25分，习近平和各国领导人及国际组织负责人来到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四楼庄重典雅的会议厅，围坐在巨大的圆桌旁静候开幕。

　　15时30分，习近平敲下木槌，正式宣布峰会开幕。“国际社会对二十国集团充满期待，对这次峰会寄予厚望。我们需要通过各自行动和集体合力，直面问题，共寻答案。”在开幕辞中，习近平如此开宗明义。

　　4日19点，习近平偕夫人彭丽媛在杭州西子宾馆——雷峰塔下一座江南古典风格的中式建筑内举行欢迎宴会，宴请参加G20杭州峰会的宾朋。与各国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其配偶一一握手和相互问候后，习近平及夫人和所有宾客们在草坪上合影。

　　随后，习近平及夫人与外方贵宾一同沿着湖畔小径，漫步至漪园。在宴会正式开始前，他发表了欢迎辞。

　　颇具江南特色的晚宴后，习近平偕夫人同贵宾们一起，在码头共乘画舫前往岳湖景区观看为贵宾们精心准备的文艺晚会。

　　9月5日，也是G20杭州峰会的最后一天。习近平分别会见了韩国总统朴槿惠、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以及法国总统奥朗德。

　　按照既定峰会议程，习近平在G20期间共主持峰会欢迎仪式、开幕式、五个阶段会议、闭幕式等十余场活动。峰会闭幕前，习近平出席记者会。

　　在总结了此次G20杭州峰会的几大成果外，习近平特意向二十国集团和国际社会组织以及媒体表达了感谢。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5日17时许落下帷幕，会议通过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进一步明确了G20合作的发展方向、目标、举措，就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达成了杭州共识，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描绘了愿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闭幕辞中指出，通过热烈而富有成果的讨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达成许多重要共识。习近平用G20各方的五大“决心”介绍了本次峰会达成的共识和取得的主要成果。

　　习近平指出，在我们共同努力下，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取得了丰硕成果，画上了圆满句号。相信此次会议将成为一个崭新起点，让二十国集团从杭州再出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5日说，中国以出色领导力成功举办本次峰会，为世界经济带来积极力量。拉加德认为，习近平主席所说的“行胜于言”尤其关键。她呼吁G20领导人落实杭州峰会成果，以拉动世界经济增长。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为了全球经济，也为了应对一些国家不断膨胀的反全球化浪潮，G20国家果断实行必要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G20的五大“决心”

　　习近平在闭幕辞中强调，二十国集团有必要进一步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侧重短期政策向短中长期政策并重转型。我们决心合力支持二十国集团继续聚焦世界经济面临的最突出、最重要、最紧迫的挑战，加强政策协调，完善机制建设，扎实落实成果，引领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习近平指出，通过热烈而富有成果的讨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达成许多重要共识。

　　第一，我们决心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规划路径。面对当前世界经济的风险和挑战，我们要继续加强宏观政策沟通和协调，发扬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伙伴精神，凝聚共识，形成合力，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运用好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等多种有效政策工具，向国际社会传递二十国集团成员共促全球经济增长的积极信号。

　　第二，我们决心创新增长方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我们一致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支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创新，推动创新成果交流共享。我们决定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为全球增长开辟新路径，全面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

　　第三，我们决心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我们同意继续推动国际金融机构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加强落实各项金融改革举措，共同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我们就能源可及性、可再生能源、能效共同制定了行动计划，就继续深化反腐败合作达成多项共识。

　　第四，我们决心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这两大引擎的作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我们共同制定《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继续支持多边贸易体制，重申反对保护主义承诺。期待在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下，世界经济将重新焕发活力。

　　第五，我们决心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让二十国集团合作成果惠及全球。我们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同意推动《巴黎协定》尽早生效，发起《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和《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将为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为全人类共同发展贡献力量。

　　成果获各方盛赞

　　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方案，以及最终达成的共识和取得的主要成果获得了各方的高度认可。

　　德国总理默克尔5日在与习近平的会谈中表示，祝贺中方成功举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杭州峰会的主题和成果契合着德国明年主办汉堡峰会的设想，期待着在筹办汉堡峰会过程中得到中方支持。德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沟通，加强经贸、投资和发展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德方致力于推动欧中关系不断发展。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5日也表示，英中正处于发展关系的“黄金时代”，两国合作领域广泛、潜力巨大。英方致力于积极深化英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期待着同中方密切经贸、投资、金融、安全、执法等各领域合作。

　　拉加德表示，G20领导人都认为世界需要更快和更具包容性的增长，并同意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三个方面采取进一步措施。在这一过程中，创新的作用至关重要。

　　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首席执行官里卡多·梅伦德斯－奥尔蒂斯认为，中国作为G20主席国着眼长远，重在引导世界经济实现协调发展，比如宏观经济政策、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等都应当相互协调，避免相互掣肘。

　　美国前副国务卿道格拉斯·弗朗茨表示，他完全同意习近平主席创新驱动发展的策略，“创新对中国的未来很关键，尤其是中国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同样创新还将驱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阿马尔·巴塔查里亚认为，中国把创新作为杭州峰会的议题非常正确，通过创新这一主题将所有议题都联系在一起的做法非常好。

　　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阿泽维多表示：“在过去两天中，G20各方对于全球贸易重要性的发言令我深受感动，我感谢中国作为主席国期间在贸易方面的关注，感谢各国领导人对于要加强WTO、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及加强贸易合作的呼吁。”

　　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特斯特拉姆·塞恩斯伯里则表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应当获得足够的话语权，同时让合适的国家聚在一起参与决策制定，或许才是解决全球经济治理不平衡的正确之道。

　　世界资源研究所气候变化项目全球主任卡巴落娄对本报记者表示，中美在此次峰会上率先批准和接受《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是一项重大突破，《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将注定成为历史上最迅速生效的条约之一，“鉴于规模和挑战的紧迫性，其他国家应该做好自己分内工作，使该协定尽快全面运作。”

　　习近平在5日下午会见中外记者时表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恰逢世界经济增长和二十国集团转型的关键节点，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也承载了各方高度期待。各成员、嘉宾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峰会主题，就重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商世界经济增长与合作大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实现了预期目标。峰会之后，各方将继续共同努力，积极落实和推进杭州峰会各项成果，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司文认为，目前份额公式不仅未能反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反倒夸大了发达国家的相对经济地位，引发了成员国的诸多不满与批评，也使得份额公式对实际份额调整的指导性十分有限。

　　9月5日下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G20杭州峰会）闭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记者会，向中外记者介绍峰会成果和会议情况。习近平指出，在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改革方案基础上，我们同意继续推进国际金融机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期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朝着按时完成新一轮份额改革方向努力。期待世界银行按照达成一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实施股份审议，逐步实现平等投票权，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网，IMF成员的票数由基本票和加权票组成。其中，所有成员拥有相同数量的基本票。在基本票的基础上，成员每增加10万SDR的份额即增加一个单位的投票权，因此成员投票权大小主要取决于加权票。某种程度上，推动IMF投票权改革也就是推动IMF的份额改革。

　　“IMF份额改革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与经济实力相对应的话语权，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份额占比。二是新的份额公式改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丁志杰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8月17日，新华网发布的《二十国集团完善国际金融架构的中国方案》一文称，2016年7月成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后，G20已形成了《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G20议程》，围绕扩大SDR的使用、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等五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争取在杭州峰会上为G20完善国际金融架构贡献出“中国方案”。

　　重启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

　　习近平9月4日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我们重启了二十国集团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希望继续向前推进，不断提高有效性。

　　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可以追溯到2012年。当年，在墨西哥担任主席国期间，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成立，主要为G20层面推动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供新的依托。

　　在墨西哥及2013年俄罗斯担任 G20主席国期间，工作组关注了金融安全网、IMF份额与治理结构改革等内容。在澳大利亚担任G20主席国期间，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工作停滞，一直持续到2015年。

　　这期间，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几乎没有取得实质进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IMF早在2010年12月就通过了一份份额改革方案。按照该方案，中国份额将从3.994%大幅上升至6.390%，方案也将增加新兴市场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代表性。

　　但由于美国国会不通过该方案，IMF改革就一直无法进行。多次督促无效后，中国在2015年10月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秘鲁利马年会期间要求加快改革，措施之一就包括重启G20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2015年12月1日，中国接任G20主席国后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

　　“重启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后，G20在主权债务重组机制、扩大特别提款权（SDR）的使用、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面推动相关工作。”丁志杰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重启以来共召开四次会议。会议多次讨论了IMF份额和治理改革，即在2010年份额改革方案生效后，如何继续推动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以及及时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

　　IMF份额改革

　　IMF份额是IMF资产的主要组成部分，由成员国认缴。当一国加入IMF时，会分配到一个初始份额。这个初始份额与该国经济总量和特征大致可比的现有成员的份额相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份额公式评估一个成员国的相对地位。

　　份额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记账单位特别提款权（SDR）计值。IMF份额对于成员国意义重大。成员国的份额决定了其向 IMF出资的最高限额和投票权，并关系到可获贷款的限额。换言之，成员国认缴的份额越多，相应的投票权越大，可获得IMF贷款的额度也越大。

　　历史上IMF总共完成了14次份额总检查，其中第14次总检查的主要成果即为 “2010年份额与治理改革方案”。

　　2010年份额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包含以下两方面：一是IMF份额总量增加100%，从2385亿SDR增加到 4777亿SDR。二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得以大幅提高。方案落实后，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第三大成员国，而巴西、印度、俄罗斯也将进入前十大成员国序列。

　　但因为美国国会不批准上述份额改革方案，该方案迟迟未能落地。直到2016年1月，历时五年之久的IMF2010年改革方案终于正式生效。

　　“很大一个原因是中国亚投行的成功，大家都开始批评美国，美国国会通过了IMF的改革。”卢锋表示，“在成都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通过《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G20议程》，也可能会在杭州峰会上有集中呈现。”

　　2010年改革方案生效后，美国的份额依然是最高的，份额占比为17.398%。位列第二位到第五位的国家分别是日本、中国、德国及英国，份额占比分别为6.461%、6.390%、5.583%和4.225%。

　　7月成都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称，我们重申，份额调整应提高有活力的经济体份额占比，以反映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因此可能的结果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占比整体提高。

　　新华网发布的《二十国集团完善国际金融架构的中国方案》称，各国开始讨论如何推进下一步改革，即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G20各方目前正就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的合理时间安排及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份额占比的改革方向进行磋商，为下一步改革明确方向。

　　份额公式改革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网，现行份额公式是以下变量的加权平均值：GDP（权重为50%）、开放度（30%）、经济波动性（15%）以及国际储备（5%）。这里的GDP是通过基于市场汇率计算的GDP（权重为60%）和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权重为40%）的混合变量计算的。公式还包括一个“压缩因子”，用来缩小成员国计算份额的离散程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司文在一篇署名文章中表示，目前份额公式仍存在设计复杂且权重和参数选择的科学性不足等问题。

　　司文认为，目前份额公式不仅未能反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反倒夸大了发达国家的相对经济地位，引发了成员国的诸多不满与批评，也使得份额公式对实际份额调整的指导性十分有限。

　　7月成都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称，我们期待2017年年会前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包括形成一个新的份额公式。份额公式改革也将是G20杭州峰会的讨论内容。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G20）杭州峰会成果丰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日的闭幕致辞中指出，我们决心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让二十国集团合作成果惠及全球。

　　其中，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成为G20成果的重要内容。

　　9月3日，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峰会）开幕式上，就提出要夯实基础设施的联动，中方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推动多边开发银行发表联合愿景声明，加大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投入和智力支持，以加速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程。

　　习近平表示，建设联动型世界经济，凝聚互动合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发展环环相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必然选择。我们要在世界经济共振中实现联动发展。

　　“其实，经济增长若是没有基础设施的保障，效率将会是非常低的。而中国在过去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个宝贵的经验，那就是‘要想富，先修路’。”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经验实际上对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适用的，并且中国在基建方面具备非常强大的供给能力，从基建的设计研发，到施工建设、设备提供、技术支持和运营维护等，拥有全产业链的供给优势。“这次中方能够带头推进全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中方对G20所做的一个巨大贡献，包括在建议方面的贡献，以及在下一步推动全球互联互通的进程中，中国企业也能在其中发挥关键的引领作用。”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至全球层面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义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联动是本届G20的四个主题之一，其中一个含义是指大国各项政策之间要协调联动，这在之前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已经进行了协调。

　　“另外一个联动是发展本身内涵，要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实体经济，推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迷状态。”王义桅说。

　　此前习近平主席在8月17日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就提出了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

　　在他看来，习近平主席在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这篇讲话，一方面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即将三周年，另一方面是为了本届G20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的倡议作理论上的铺垫。

　　“实际上‘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包容的，没有局限在中国周边，也没有局限在欧亚，所以‘一带一路’倡议、G20、亚投行等都是连在一起的，是为了让世界走出经济低迷的状态。”王义桅说，还有就是让全球化深入地发展。

　　他认为，从金融危机到现在，有一个共识就是不能再玩金融泡沫，要去杠杆、去库存，要往实体经济投。“发达国家搞了再工业化，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要搞创新，例如工业制造4.0等等。除此以外，最重要且最大的一个是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也是‘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这么成功的原因。”

　　“整个世界需要新的方向，需要实体经济，而资金还是有的，虽然政府有债务危机，但是民间资本还是很多，所以现在的主要模式是PPP，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基础，引领新的投资方向，带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迷状态。同时，互联互通决定了21世纪经济的竞争力，超越了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概念，所以以此来带动世界经济走向更加平衡、可持续的发展。”

　　资金是首要问题

　　由于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保障，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方面的效率都会得到一定的提升，国际产能合作的效率也会更高，从而进一步推动全球经济朝创新、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当前，许多G20成员均提出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倡议或投资计划，如欧盟提出的“欧洲基础设施联通计划”，南非提出的“跨国铁路走廊计划”，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等。然而这些计划与倡议首先面临的还是资金问题。

　　“因为基础设施建设的周期长，规模大，资金的需求也大，所以无论是‘一带一路’、‘欧洲基础设施联通计划’，还是南非的‘跨国铁路走廊计划’，都面临着资金的问题。”张建平说，如何能够多渠道地开拓资金来源从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这是首要的问题。

　　此外，张建平还表示，每个国家建设基础设施项目，都有自己的法律程序、招标程序，不会完全一样，所以即使中国企业有实力建设一个项目，但还是要通过国际竞争才能知道是否拿到该项目。“而跨境的基建通常会涉及到一些技术标准，例如铁路项目要跨境联通的话，轨距应该是要相同的。”

　　目前正在招标寻找联合开发伙伴的马新高铁便是这样一个例子。规划中的马新高铁连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由于是跨越了两个国家的基建项目，所以联合开发伙伴需要拥有大型公私合营基础设施项目的咨询经验，或者曾为高铁项目或时速大于200公里的铁路项目提供过项目管理以及技术、商业或法律咨询服务，能够制定马新高铁技术和安全标准等。

　　多边国际投资协定走出第一步

　　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原则，“承上”是指缩小投资各方的差距，缩小了南北差距，每一个跟国际投资相关的利益主体都站在同一个平台上，不去讲对立并淡化了意识形态的东西。“启下”是因为它关注未来国际投资整个制度环境，以及G20杭州峰会探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双向投资价值、透明度、投资者责任等。

　　9月5日下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G20杭州峰会）闭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记者会，向中外记者介绍峰会成果和会议情况。习近平表示，我们制定了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这是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填补了国际投资领域空白，对促进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到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变具有里程碑意义。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下简称《21世纪》）对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外财经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傅宏宇、对外经贸大学外国直接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进行了专访，解读《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以下简称《指导原则》）。

　　《21世纪》：《指导原则》达成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傅宏宇：在贸易领域，现有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服务总协定、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都是多边性的，唯独在投资领域没有多边、有约束力的条约。所有的投资者、做投资制度建设的人，都希望能有一套国际通行的规范，这需要达成各方面的共识。

　　建立一个各国都遵守和参加的多边国际投资协定是制度上的目标，而《指导原则》是第一步；下一步会继续形成多边投资的框架，把这些原则进行具体化；第三步就是形成真正的多边国际投资协定的范本， 或真正签定多边国际投资协定， 那么这些原则就是奠基石。

　　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原则，“承上”是指缩小投资各方的差距，缩小了南北差距，每一个跟国际投资相关的利益主体都站在同一个平台上，不去讲对立并淡化了意识形态的东西。“启下”是因为它关注未来国际投资整个制度环境，以及G20杭州峰会探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双向投资价值、透明度、投资者责任等。所以它的背后其实有一整套规则体系的支撑。它可以把现在分散在各个领域跟投资相关的规则体系汇总起来，使未来投资环境制度化和规范化。

　　《21世纪》：为什么多边投资协定特别难达成？

　　卢进勇：首先，由于参与国很多，达成共识的难度大；其次，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投资地位不一样，对投资的认识不同。发达国家既是对外投资国也是利用外资国，想法会比较全面，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引进外资，没有对外投资或很少，考虑问题时有片面性。

　　谈判的过程中矛盾重重，之前OECD想推多边投资协定（MAI），谈判了很多轮，还是有一些关键问题没解决，所以最终没有签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多边的、全面的、有约束力的国际投资条约或协定。

　　《21世纪》：为什么中国作为本次G20主席国推动达成了《指导原则》？

　　傅宏宇：中国在整个国际投资环境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廉价劳动力和比较优势换来国外资本，那时中国和其他国家更多关心的是他们在华投资相关的保护问题。中国作为国际投资的输入国往往是被动应对，为投资者提供贸易优待、超国民待遇等。

　　到2014年趋势完全扭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占到向中国投资比例的96%，中国由一个传统的投资东道主转变成为投资的输出国，中国的利益和关切由此发生根本变化。

　　此次G20峰会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顺应潮流推出多边投资的原则性宣言，将双边化、泛双边化的国际投资规则实现战略性提升，这取决于中国在国际投资体系中地位的显著提升，《指导原则》也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的认可。

　　《21世纪》：非约束性的原则实际上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卢进勇：事实上，非约束性使它的作用大打折扣，因为这种非约束性的全球性规则制定了不少， OECD、贸发会等都制定过，但“非约束性”是号召大家自愿遵守，这样的话实际效果就不是特别明显。

　　《指导原则》有两个作用。第一，提醒人们在二十国集团范围内要重视投资的问题，比如投资保护主义的问题，从目的、形式上与贸易保护主义都是不一样的。第二，强调要促进国际、国内投资政策的协调。

　　《21世纪》：距离谈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多边投资协定还有多远？中国将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卢进勇：非常有必要去推动，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认为近期有启动的可能性，但近期谈成的可能性不大。我希望中国可以作为发起方、倡导方，也可以做主导方之一。对于未来有约束力的多边投资协定，我认为版本不宜要求太高，应是一个中低版本的。有可能由G20启动，但G20有个缺陷——没有常设机构，做出的决定往往是有号召性和自愿的。

　　没有人否认，推动人类前进的最强动力，一直都是科技的进步与广泛扩散。

　　在G20杭州峰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世界经济又走到一个关键当口。

　　正因为处于这样的关键当口，针对世界经济开出的“药方”，不仅要应对短期问题，还要谋求长远发展，而长远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依赖于科技创新。

　　习近平指出，我们已经就《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达成共识，一致决定通过创新、结构性改革、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方式，为世界经济开辟新道路，拓展新边界。

　　创新发展成为此次G20峰会中最重要的议题。

　　9月5日下午G20杭州峰会闭幕，习近平出席记者会，向中外记者介绍峰会成果和会议情况时表示，我们决心创新增长方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事实告诉我们，单纯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老路走不通。我们一致通过了20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创新，推动创新成果交流共享。以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确定优先领域指导原则，指标体系，从根本上去除阻碍经济增长的痼疾，以新工业革命为先导，大力推动先进和高端制造业发展，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以数字经济为平台，推进互联网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开创物物相连心心相通的新纪元。

　　世界经济增长将如何突破瓶颈、中国如何从参与、追赶到引领科技革命，G20杭州峰会给出了方向，也留下了有待探寻的空间。

　　科技革命换挡期

　　在G20杭州峰会开幕致辞中，习近平明确提出两轮科技革命的概念，强调“世界经济又走到了关键当口”，科技进步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拉动作用减弱。

　　第一次工业革命采用水蒸气为动力，实现了生产的机械化。第二次工业革命通过电力实现了大规模生产。第三次工业革命使用电子及信息技术，实现了生产的自动化。

　　国外学者劳斯·施瓦布比较乐观，他提到，当前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同过去相比，互联网变得无所不在，移动性大幅提高；传感器体积变得更小、性能更强大、成本也更低；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也开始崭露锋芒。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中国互联网巨头企业以及通信技术企业，很多人认为，继水蒸气、电、信息技术等，目前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工具，将带来新的产业革命，但互联网目前改造的行业，以服务业为主，尚未真正渗透到产业中去，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

　　一位长期关注产业经济的学者型官员分析，前三轮产业变革都是以能源利用方式的变化为代表的，即从蒸气，到化石能源，到电力；而新一轮产业变革，如果从能源动力出发的话，有两个突破口：一个是新能源规模如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占比快速上升；二是能源供应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即能源互联网成为主流。但目前来看，这两者都还只是起步，尚未成形。

　　如果新一轮产业变革摆脱既往轨道，不再以能源动力为标志，上述学者型官员判断，比较有可能的突破会在两个方向：一是以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万物互联；二是以石墨烯为代表的新材料技术革命性突破。只要这两者任何一个基本成形，新一轮产业革命也可以说成形了，科技断层就接续上了。

　　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孟昭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未来的趋势应该是数字经济和传统产业的界限真正模糊，“互联网+”深入渗透到一、二产业，互联网与传统经济的隔阂越来越小，大家不再谈“互联网+”，这才意味着互联网或者说数字经济，真正成为激活经济的新动能。

　　中国从追赶到引领

　　在这一轮科技革命开端，中国在互联网领域涌现了一批“独角兽”企业。比如最近最受瞩目的中关村“独角兽”，是滴滴出行。

　　最新一期《经济学人》杂志，以优步决定将其中国子公司卖给它的竞争对手滴滴出行为例，表述了“西方世界对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刻板印象可能需要被刷新”的结论。

　　孟昭莉表示，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正在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很多方面实现了弯道超车，比如中国在公共服务互联网化方面，有很多创新，比如用移动互联网推进电子政务的发展，微信在交通和医疗领域内的服务型创新都很有代表性。

　　她还表示，在实用性技术更新迭代期，中国是全球反应最快的市场，国外一些机构评价中国一些企业“缺乏技术的高精尖，只是以低廉的成本做出来，迅速占领市场”，但是中国用很快的速度占领市场，同时进行技术的高速更新迭代，并在资本市场获得认可，获得后续发展的最初助力。这是被市场验证的一种可行的创新发展模式。

　　中国如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追赶和引领？2016年以来，从全国科技大会到系列国家创新战略的提出，中国已经确定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着力攻破关键核心技术。

　　G20杭州峰会期间，中美达成35项成果清单，包括一些科技创新领域的成果。其中包括中美双方承诺其各自的创新政策将与非歧视原则保持一致；中美双方确认发展和保护包括商业秘密在内的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并承诺不推进将转让知识产权或技术作为在各自市场开展业务的前提条件的一般适用政策或实践。

　　西电捷通公司副总经理黄振海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2005年，中国西电捷通公司就其发明的一项无线局域网安全标准（WAPI）的核心专利，向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提交了专利授权申请，但4年多后，才收到USPTO于2009年7月21日发出的第一次实质审查意见（进度远晚于其他国家在美申请专利）。2013年该专利成功在美国获得授权。

　　从申请至审结，经历了100余月，还是上升至两国政府高层对话才争取到的结果，而同类专利在美申请平均周期则是65.5个月。

　　黄振海说，过去中国科技更多是面临引进来的问题，现在还有很多走出去的问题，从这次中美达成的成果可以看到，中外科技方面的交流互动，从不均衡到平等对话。鼓励中国企业创新，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保护中国科技走出去的政策。

　　在电子商务领域，中国企业以阿里巴巴为代表，提出构建E-WTP（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世界电子贸易平台的政策建议。

　　在自主创新能力方面，自去年10月底，习近平在对“十三五”规划进行说明提出了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先后采访了一些国家实验室，其在关键技术的引领创新方面，已经有一定突破，未来将持续建设成为科技创新领域的关注焦点。

　　“希望杭州峰会能够在以往的基础上，为世界经济开出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让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9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G20杭州峰会开幕辞中，为G20这一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机制提出中国方案。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既在国际上引发高度认可，也在国内企业界中引发广泛关注。不少企业家对峰会释放的经济发展信号高度关切。有企业家表示，习主席的开幕辞，向世界传递着中国智慧和中国信心。

　　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

　　习主席在G20、B20峰会上的讲话，有两点我感触很深。其中之一是倡导“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习主席的讲话，必将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带来强劲的推动力。目前苏宁已在美日韩以及欧洲等地进行了投资和布局，并将进一步加快国际化步伐。

　　伊利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潘 刚

　　习近平主席在G20工商峰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是中国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必由之路。

　　习主席的讲话为中国发展给出了新坐标，也为我们中国企业的成长指明了方向。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创新是企业的生存之本，更是发展之道。

　　创维集团总裁 杨东文

　　在G20杭州峰会召开之际，全球合作越来越成为国际共识。中国企业现在真正开始了大规模国际化战略，国际化成为了一种发自内心的需要。

　　在复杂的新形势下，近年创维正在积极布局，不仅要在海外市场快速实现规模化经营，更要谋求自主品牌的国际化。

　　TCL集团董事长、CEO 李东生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能退回到贸易保护主义这样的方向，一定要通过更高层面的开放来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希望G20各成员领导人能够在推动经济全球化、降低贸易壁垒、促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方面有更多的行动。

　　圆通速递董事长兼总裁 喻渭蛟

　　G20杭州峰会对浙商，对圆通而言，是一次走出去的大好机会。

　　实际上，圆通一直在积极布局国际化战略，公司将于2016年底实现至少18个国家/地区网络覆盖，成功打通中国与海外市场互通新局面，朝着72小时全球送达目标努力。我们圆通要将“中国服务”的名片推向全球。

　　乐视创始人、乐视控股CEO 贾跃亭

　　在G20工商峰会开幕式上，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

　　习主席在演讲中指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日新月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将给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这让乐视这样的互联网生态创新企业非常振奋。

　　滨江集团董事长 戚金兴

　　未来世界各国相互之间不是靠保护和壁垒能够各自发展的，一定是相互联动相互开放的，任何国家实行贸易封锁是行不通的，只有在国际合作过程中实现技术、产品以及管理制度的创新。

　　创新，开放，联动还有包容，这是G20杭州峰会对世界经济的全新定位，其中，中国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

　　神州优车董事长兼CEO 陆正耀

　　作为一名企业家，我对本届G20峰会最大的感受就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这也是神州优车集团一直坚持的基本原则。

　　从创办神州租车到推出神州专车，再到创建神州买卖车，神州优车每一步发展都是不断创新的结果。创新是神州优车的基因，未来，我们将坚持深度聚焦出行和汽车产业链。

　　完美世界CEO 萧 泓

　　习近平主席在G20杭州峰会的开幕辞中提到，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这实际为包括完美世界在内的企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事以互联网为基础、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文化企业应抓住创新数字经济新方式的契机，用创新成就企业，并促进文化创意产业整体进步。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时 旸

　　习近平主席在G20杭州峰会上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开放型、联动型和包容型的世界经济，体现了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中国智慧”。

　　作为一家IT企业，在经济新常态下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关键是转变观念和心态，从而推动发展形态的转变。

　　三七互娱总裁&创始人 李逸飞

　　过去的一年里，VR/AR等创新技术的大面积应用，更是为文化表现形式的演进提供了极大的想象空间。对于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的企业而言，需要积极去找寻传统文化与泛娱乐生态的结合点，奋力抢占文化产业与创新科技融合的制高点，才能全面俯瞰产业未来的趋势脉络并作出应对布局。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袁亚非

　　习近平主席在G20杭州峰会的开幕辞，向世界传递着中国智慧和中国信心，我个人有两点最深刻的感受：第一，习主席在讲话中倡导，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打造合作平台，发扬伙伴精神。第二，习主席强调，“面对当前挑战，应该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这一倡议与国内正在开展的供给侧改革遥相呼应。

　　网信集团CEO 盛 佳

　　此次G20峰会召开正值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等挑战之际，G20成员贸易总额占到全球份额的80%，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走向是全球最为关注的。

　　从实际效果来看，中国在G20峰会上，既表达了中国声音，传递了中国主张，也呼吁各成员将这些“中国方案”落实为各方的共同行动。

　　晶科能源副总裁 钱 晶

　　G20杭州峰会首次将“创新”列为峰会的首要主题，国家只有具备了多元创新的能力，才能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在这其中，民间的创新能力，民营企业的创新和创优能力，对于一个国家未来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国家要做的，就是尽“洪荒之力”，帮民营企业敢为天下先，创造鼓励“创新”的土壤环境。

　　中小企业融资是世界性难题，在此次召开的杭州G20峰会上，中小企业融资的话题再次被提出并受到各方热烈讨论。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此前表示，有三个关于普惠金融的重要文件将提交给G20峰会讨论，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G20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落实框架》，在这个文件中，为了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和推广各国成功的改革经验，设计了相关的自评估框架，同时，鼓励运用数字技术。

　　事实上，对于中小企业融资，各国都在不断试验和探索，寻找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出路。而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我国运用大数据来进行放贷的企业也不断增加，方式也不断创新，一些企业的尝试也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由于中小企业的一些特点和性质，对他们的服务无法像一般企业一样，所以我们针对他们的用款需求开发了新产品。”飞贷金融科技首席战略官孟庆丰表示，飞贷利用大数据、科技作为风控和技术手段，仅在5个月内，授信额度就突破了100亿元。

　　●针对痛点设计产品

　　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但是融资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现有的信贷产品一般需要抵押和担保，还有一些企业的经营信息，包括企业完善的财务报表，而一些中小企业在这方面是比较欠缺的，很多甚至可能连报表都没有。”孟庆丰表示，而且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还有一定的特点，比如：短、小、频、急等等，很多时候也没有抵押担保。这对现有金融机构的服务是很多的挑战。

　　孟庆丰介绍，飞贷的团队很多来自于传统银行，和客户有很多接触，对这些痛点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所以我们针对这些痛点设计出了我们的产品。

　　飞贷金融科技推出的“飞贷”手机贷款APP，基于移动端的贷款可以让用户更加方便、快捷，而且这款产品还具有快速放款、随借随还、循环贷款、无抵押等几个特点。

　　具体来看，这款产品针对的是22~ 60岁的自然人，在手机上填写资料，后端系统审核通过后可以快速地获得额度，用户即可提现，而这个过程最快只需要3分钟。同时，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用款需求，确定借款和还款的金额和期限。

　　产品上线以来，反应良好，5个月内授信金额就突破了100亿。“其中，70%是中小企业主的贷款。”孟庆丰表示，这款产品的平均借款金额在5万~6万左右。他坦诚，产品并不一定能够解决企业的全部资金需求，可能只能解决部分资金需求，但是这对中小企业主来说，已经是非常重要的帮助；而且资金随借随还，运用很灵活，用户的实际资金使用成本会很低。

　　在孟庆丰看来，飞贷能够采用这样的模式并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和飞贷的风控技术和IT技术相关。

　　●大数据风控体系

　　“风控技术主要是用于中小企业信用分析，IT技术可以让风控决策得以实现。”孟庆丰表示，飞贷作为一家金融科技公司，这两项是飞贷的产品能够推出的重要原因。

　　据悉，飞贷的风控主要是基于客户的一些软信息，包括年龄、性别、社交图谱等元素，利用先进的风控技术来进行分析。这些数据来源包括央行的征信体系、身份识别系统，还有司法失信信息、犯罪记录等信息、加上社交数据，建立客户分群系统，并对不同的客户分群形成用户风险特征画像，再利用机器智能学习技术进行自动修正和优化，不断提升风控模型的区分能力。

　　对于数据的使用，飞贷也非常谨慎，首先肯定要通过授权才能使用，同时还需要具备非常高的安全能力，保证平台上数据的安全。

　　孟庆丰介绍，数据源也非常的重要，首先数据源的合法性，不仅是数据源提供机构的资质是合法的，数据本身来源也要合法。此外，还必须有权威性。“数据公司很多，但是能用的并不多。”他表示。

　　有了数据，还需要强大的IT技术来实现。

　　“产品在移动端的应用，对技术的要求其实非常的高。”孟庆丰表示，比如想要做到随借随还这一项，对清算和核算能力的要求都是很高的。飞贷的产品特性将申请难、获批难、用款难、还款难、再借难等问题都一并解决，后面更是需要一个强大的科技背景。

　　在孟庆丰看来，正是有了这样的科技能力，加上团队一直以来的坚持，才能够让这款产品得以实现，并在开放的环境下将中小企业用户贷款时的痛点一并解决。

　　●做好“链接者”

　　飞贷作为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并不利用自有资金去放贷，而是通过与持牌金融机构合作方来开展，放贷所需要的资金目前全部是来自于银行。

　　“飞贷是一个平台，”孟庆丰表示，一边连接的持牌金融机构，一边连接的是有资金需求的中小企业和消费者。

　　对于银行愿意和飞贷合作的原因，孟庆丰认为，首先是，国家一直希望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但是由于中小企业的特性，过去银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产品去做。而飞贷的风控模型和做法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得到了银行的认可，让他们愿意合作。

　　飞贷的模式创新也引起了国内外行业内的关注，因此还被美国沃顿商学院选入做金融案例，成为中国首例。沃顿商学院Raphael Amit教授表示，几年前他将飞贷作为唯一入选美国沃顿商学院的中国金融案例，是因为飞贷商业模式的创新，如风险管控、获取资本的方式及其和用户之间的交流。

　　Raphael Amit教授称，“这个团队既能够创造全新商业模式，同时又有很好的执行力。飞贷利用先进的风控科技和产品设计，缓解小微企业主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同时让银行获取之前没有获得过的客户来源。”

　　“在我们这里，持牌的金融机构会越来越多，不单单是银行，还有信托、保险都可以嫁接到平台上。”孟庆丰表示，作为金融科技公司，主要致力于为中小企业搭建一座桥梁，使企业和消费者能够从金融机构更好地获得融资。

　　中美双方重申WTO在当今全球经济的中心地位，并承诺在WTO事务中加强沟通与协调，双方继续致力于优先推动多哈发展议程剩余议题的谈判，并坚定地共同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

　　中方将通过继续建立专门的破产审判庭、不断完善破产管理人制度以及运用信息化手段等方式推进破产法的实施。最早从2016年开始，中美双方将以论坛或互访等方式定期和不定期地就双方各自破产法的实施进行沟通和交流。

　　“习奥会”吹风：拟建全球论坛应对产能过剩

　　中美达成35项重要成果

　　◎每经记者 张雯

　　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了会晤，《中美元首杭州会晤中方成果清单》次日公布，标志着中美在一系列重大议题上达成重要共识。

　　清单中，中美达成35项重要成果，其中经贸内容占“重头戏”：从宏观经济到工业领域结构性改革，从全球经济治理到知识产权保护，从双边投资协定到地方经贸合作，在美丽的杭州西子湖畔,这些重量级议题都在一一落实。

　　习近平表示，自2013年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以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美双边贸易额、双向投资、人员往来创下历史新高。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建立两军互信机制、打击网络犯罪、应对非洲埃博拉疫情、推动伊朗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这些成果充分展示了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

　　“习奥会”达成35项成果

　　此前的历次中美会晤，都对推动双方合作、关系进展、全球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44年前，中美两国领导人就是在西湖国宾馆达成《上海公报》，开启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而此次在西湖国宾馆举行的“习奥会”，同样具有历史性意义。

　　梳理历次“习奥会”，硕果连连：2013年6月的“庄园会晤”开启了中美“跨越太平洋合作”的新篇章，2014年11月的“瀛台夜话”达成27项主要共识与成果，2015年9月的“白宫秋叙”达成49项成果。

　　根据清单，中美双方承诺采取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政策在内的所有政策工具提振信心和促进增长，中美双方共同重申在G20达成的关于汇率的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的目的来盯住汇率，美方欢迎中方在经济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出的承诺和已经取得的进展，包括增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中方致力于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推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使中国经济发展更加可持续。

　　而对于外界关注的多边贸易议题，中美双方重申WTO在当今全球经济的中心地位，并承诺在WTO事务中加强沟通与协调，双方继续致力于优先推动多哈发展议程剩余议题的谈判，并坚定地共同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

　　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倪建平看来，在杭州举行的“习奥会”不仅是回顾和总结奥巴马任期内的中美关系成果，更是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这将成为奥巴马政府的重要外交遗产，并且将对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以及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产生重要影响。

　　将继续建破产审判庭

　　中美双方承诺采取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政策在内的所有政策工具提振信心和促进增长，并且两国已就产能过剩问题达成共识，产能过剩不只是中国一方的工作和任务，是全球性问题，需要集体应对。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习奥会”关于去产能的会谈也被放进《中美元首杭州会晤中方成果清单》。清单指出，在工业领域结构性改革方面，中美双方认识到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和市场需求低迷使得包括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在内的结构性问题更加严重，这些问题对贸易产生了负面影响。

　　中美双方认识到，政府或政府支持的机构提供的补贴和其他类型的支持可能导致市场扭曲和造成全球产能过剩问题，因此需要予以关注。中美双方承诺加强沟通与合作，致力于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有关挑战，以加强市场功能和鼓励调整。为此目的，中美双方对可能建立的一个全球论坛表示欢迎。该论坛由G20成员和感兴趣的经合组织（OECD）成员参加，将其作为交流和分享全球产能动态、政府政策与支持措施信息的合作平台。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表现了政府去产能的决心。”

　　记者注意到，清单提及“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过程中，中方将通过继续建立专门的破产审判庭、不断完善破产管理人制度以及运用信息化手段等方式推进破产法的实施。”最早从2016年开始，中美双方将以论坛或互访等方式定期和不定期地就双方各自破产法的实施进行沟通和交流。

　　林伯强认为，这次之所以有“建立专门的破产审判庭”、“推进破产法实施”的表述，实际上是由于此前这方面的法律基础薄弱，对于一些资不抵债的国有公司，有了破产法，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将会少一些。而对于“中美通过论坛、互访等互相交流破产法实施”的表述，此前未有。这次提出来，一方面源于美国有较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中国在世界面前去产能的决心和毅力。

　　G20峰会折射的势与变

　　在中国杭州举办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全球瞩目。峰会的一举一动，折射着国际经济关系的大势，凸显理念的变化。

　　西子湖畔的聚会，若是放在几十年前，甚或20年前，几乎不可想象。

　　G20的成员覆盖了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重要经济体。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短短几年内，G20由崭露头角到当仁不让地成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主要平台以及全球最具代表性的经济政策协调平台，这一演变反映出全球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

　　整个20世纪下半叶，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一直是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峰会，世界经济话语权垄断在少数发达经济体手中。

　　在实际经济决策中，发达经济体表现出的傲慢与偏见让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倍感挫败和不适，一些“并不合脚”的政策建议更让发展中经济体遍体鳞伤。

　　显而易见，与过去的政策协调平台相比，G20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能够促进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和平衡，发展中经济体的利益和诉求得到更多的尊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于在G20这一平台上，众多新兴经济体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使得G20代表了新世纪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念的根本变化——共克时艰、共谋发展的合作意愿更加强烈。发展中经济体能够从国际经济合作中获益，而发达经济体也可以通过与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合作，获得价值链延伸和市场拓展带来的收益。

　　G20杭州峰会的办会理念体现出中国海纳百川的胸怀。通过本次峰会聚焦发展议题并扩大国际合作，中国致力于让全球经济体系所有参与者共赢。通过推动创新和绿色发展，中国致力于为全球长期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段时间以来，全球化出现了一些倒退的暗流和逆流，其原因是全球化的收益并没有惠及这一进程的所有参与者，一部分国家被排除在外，一些群体被排除在外。因此，中国提出的促进开放包容发展，切中要害，有利于引领全球化继续向前。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G20体现的趋势变化给人启迪：摒弃过时的零和博弈思维，寻求互利共赢合作，携手致力于世界经济的开放、包容与联动发展。只有契合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变化趋势，只有紧跟合作共赢的大潮，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

　　（新华社）

　　西湖断桥

　　西湖断桥位于杭州北里湖和外西湖的分水点上，一端跨过北山路，另一端接通白堤。据说，早在唐朝断桥就已经建成，宋代称保佑桥，元代称段家桥。在西湖古今诸多大小桥梁中，它的名气最大。断桥之名得于唐朝。

　　其名由来，一说孤山之路到此而断，故名；一说段家桥简称段桥；汉族民间爱情传说《白蛇传》的故事即发生于此。传说白娘子与许仙断桥相会，确为断桥景物增添了浪漫色彩。现在的断桥，是1941年改建，50年代又经修饰。桥的东北有碑亭，内立“断桥残雪”碑。

　　这是一座友谊之桥，通过这里我们把友谊的种子播向全球。

　　——摘自国家主席习近平在G20杭州峰会欢迎晚宴上的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