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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中国年始发：把结构性改革贡献给世界
⊙本报G20报道组 ○编辑 谷子
“我来过上海很多很多次，多得都记不清了。”站在上海陆家嘴香格里拉酒店的窗边，遥望黄浦江对岸鳞次栉比的建筑，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柯恩（Gary Cohn）对上证报记者感叹道，第一次来的时候，对面还没有这么多高楼，“你看现在，有这么多。”
而当记者与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管理局的代表——首席业务发展官萨尔曼·杰弗里（Salmaan Jaffery）对话时，他两次强调，非常荣幸来到中国，“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柯恩和杰弗里都是“中国速度”的见证者，当他们和其他大约700位代表一起，现身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现场，这不仅是一场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对话，同时也成为一场为世界经济前景谋略，并且不仅仅只是政府决策层参与的多边“头脑风暴”。
这是中国担任2016年G20主席国后主办的首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各方代表热议世界经济前景、商议协调各自的政策立场，为今年稍晚即将召开的G20杭州峰会预热。
而各国财金首脑也在此次上海会议上回应了世界需求，27日发布的公报指出：将各自和共同采取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来应对风险、增强市场信心和促进经济增长。
可以看见，G20的“中国年”，正让这个多边组织从各自独立的危机处理模式，渐渐迈向一个能够进行长期规划的平台。
以结构性改革促产出增长
2016年的开局，全球经济看起来极不稳定，无论是石油等大宗商品，还是多个国家的股市及新兴市场汇率都发生了显著波动，地缘政治风险加剧，而货币战争的“魅影”若隐若现。此前曾使用过的“药方”似乎不再奏效。
根据G20发表的会议公报，对全球经济前景进一步向下修正风险的担忧日益增加。不过，近期市场波动的程度并未反映全球经济基本面。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将继续温和扩张，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将保持强劲。
作为重要的全球性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平台，G20被寄予厚望。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6日晚发表视频讲话指出，希望各方充分发挥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的优势，为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作出不懈的努力。
而与会代表正在回应人们的期待。G20指出，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以实现提振全球增长的共同目标。“我们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来实现这些目标。”
彭博社分析指出，这次会议旨在让政府起到更大的作用，让中央银行行动少一些。
公报指出，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我们重申发挥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相辅相成的作用，为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提供支持。加快结构性改革将提升中期潜在增长，并使经济更具创新性、灵活性和韧性。”“2016年，我们将优先推进并特别强调实施调整后的国别增长战略，以便到2018年实现产出额外增长2个百分点的目标。”
其中，结构性改革成为此次上海会议的关键词之一。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指出，深化结构性改革是有效应对全球经济中长期挑战的根本手段，核心是矫正各种扭曲，改善资源配置。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其中包括简政放权及放松管制、价格改革、鼓励创新、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以及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他表示，目前看，改革总的效果是好的，经济结构不断得到优化。2015年，中国经济中消费占GDP比重达到66%，服务业超过55%，投资占比大幅减少，但社会投资特别是技术设备投资增长较快。这些改革措施使资源配置得到改善，就业比较充分，居民收入大幅提高，支撑了全年6.9%的增长。
野村亚洲（除日本外）首席经济学家兼全球市场研究主管苏博文（Rob Subbaraman）指出，“一方面要推进艰巨的供给侧改革，另一方面又要确保GDP增速不会过度下滑，两者的动态权衡绝非易事。”他进一步预计，中国决策层会继续采取折衷做法。也就是说，中国会择机逐步推进供给侧改革，同时在必要情况下进一步放松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允许人民币对美元有序贬值以及实施一些量化限制措施来缓解国际收支压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27日则表示，更有活力的结构改革是必要的一揽子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
承诺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
对于世界领导人而言，结构性改革或许可以被称作是一种“B计划”。由于经济增长显露疲态，不少经济体都选择强力的宽松货币政策，其中包括负利率等，这引发外界对“货币战争”的担忧。
G20公报指出，“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我们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我们重申此前的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我们将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认为，眼下不是把全球增长视为理所当然、把重心放在财政整固上的时候。各国货币政策制定者一直在试图以量化宽松和负利率手段放宽货币政策。如果这些货币政策有扩张性财政政策配合，而不是在孤身作战，或许会起到更大作用。退一万步说，就算各国政策制定者做不到步调一致，他们至少也需要正确理解彼此的意图。
“如果更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带来更高增长和更多贸易，而不只是通过货币贬值从全球需求中攫取更大份额，那么这种政策就未必非得是零和游戏——财政刺激更是如此。”
而在两天的讨论中，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受到关注。总部位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协会总裁亚当斯称，周小川无疑是参与这次会议的最重要人物。
回应外界对中国的关注，周小川指出，中国历来的观点是反对竞争性贬值，反对用贬值赢得出口竞争力。他还表示，从经济基本面来看，人民币没有持续贬值的基础。
而野村的苏博文认为，如果供给侧改革没有取得明显进展从而提振对未来经济的信心，那么人民币对美元的有序贬值也可能会引发人民币加速贬值的预期；如果中国私人部门持有的外国资产开始加速增加，这或将引发恶性循环。
“最终，避免中国外汇储备大幅萎缩的关键在于成功推进供给侧改革，不然中国私人部门持有的外国资产可能会加速增加。”苏博文称。
目前看境外资产配置型投资者可交易现金产品，但还需观察他们能否获准进入国内银行间外汇市场及利率衍生品市场。考虑到市场对人民币汇率风险的关注，缺乏流动性高的可交易工具来对冲人民币汇率利率风险可能会降低境外投资者近期的投资兴趣。因此德银预测，今年境外资产配置型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市的规模约在人民币3000亿元。
把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
G20为世界经济顽疾谋方案的努力令人期待。按照2016年G20财金渠道工作计划，今年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将于4月14日至15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7日表示，与会各方强调要进一步增强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的地位，在应对国际经济挑战、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全球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他表示，G20成员之间开展讨论沟通以及非正式地相互通报政策考量是我们的一种交流方式，就各自市场形势发展情况交换信息、相互通报各自的政策意图以及就全球经济前景交换看法，避免发生意外。
而这种国际合作也引领着一个多边合作的时代。根据G20的公报，与会各方期待世界银行会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就展示多边开发银行对促进基础设施发展的承诺提出共同行动建议。“我们期待IMF在7月前完成关于分析和研究可能扩大SDR使用的报告。”
IMF总裁拉加德表示，要采取大胆的多边行动。这就要求，实施过去在G20框架下做出的承诺，特别是今年要有新的势头从而有助于实现到2018 年经济增长提升2个百分点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还涉及具有东道主国特色的议题，包括如何提升多边开发银行的融资能力，促进互联互通，推动国际金融框架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等。
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带动和稳定作用正在凸显。“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亚投行成立开业，为很多国家互联互通、合作发展搭建了新的平台，也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管理局的代表-首席业务发展官萨尔曼·杰弗里（Salmaan Jaffery）便对上证报表示，中国历来便是迪拜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一带一路”同样是该机构的发展重点之一。
G20“中国年”刚刚启程，作为东道主，如何继续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值得各方期待。
2016年开年，中国金融信贷数据创下历史新高，经济学家预警金融杠杆风险突出，宏观审慎改革启动在即，诸多问题引发市场的关注，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期也接受了来自海内外媒体的采访，回应市场关心的焦点问题。
早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曾说，中国央行缺乏与市场沟通，请读者跟随《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脚步，回顾2月26日的周小川记者见面会。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应考虑各国国情
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都推进了以宏观审慎为主线的金融监管架构改革，央行对系统性风险的管理明显加强，大多数央行都承担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国“十三五”规划中指出要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
中国即将启动的金融监管架构改革早已是业界讨论的焦点。而对此，周小川在回答《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各国执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应考虑各国国情，包括体制、法律。所以各个国家是按照此框架执行，但情况不一样。执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不一定意味着要有监管体制改革，监管体制改革是一个更复杂、更具有挑战性的题目。”
周小川介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是G20的成果之一。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G20国家共同努力借助巴塞尔委员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的研究，在此基础上，G20领导人正式批准同意使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来应对危机。这既包括加强监管，也包括金融政策要有逆周期性，防止经济大起大落，逆周期进行调节。与此同时，G20也根据对危机的研究和新的体会在规则方面修订了一部分过去的金融监管和评价指标体系，或者建立新的指标体系来使宏观调控更加审慎，这已经达成共识。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监管体制有些不令人满意，甚至有些缺陷会导致某些问题的突发或者某些问题的潜在的发展，因此大家都有愿望要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有的是渐变，有的动作较大，全球实践不同。有一些倾向性的意见，但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模式。”周小川表示，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在危机中也有一些不令人满意的表现，特别是2015年中国金融市场出现的一些动荡也促使我们反思金融监管体制需要做出调整，目前此问题还处在研究阶段。其中一个因素是要考虑新的监管体制是否有利于宏观审慎政策体系的有效运行和政策框架的执行。当然，除此以外，还应考虑其他一些因素。
去杠杆和加杠杆的权衡
不久前，央行与银监会颁布房地产新政，再次下调二套房个贷首付比例，这被业内认为是在加杠杆。今年1月份，我国贷款投放增长2.5万亿元，同比多增1万多亿元，一些市场评论认为这也是加杠杆。同时，一些评级公司最近对中国公司的负债率表示了担忧。
在这些背后，经济下行压力巨大是不争的事实，监管如何看待去杠杆和加杠杆的权衡?针对金融杠杆问题，周小川认为有几方面考虑：首先，中国作为改革转轨国家，按理说住房贷款应该有一个大力发展的阶段。同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住房贷款可能有比较快速的发展。
但快速发展风险是不是很大呢？在周小川看来，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总贷款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偏低的，有很多国家个人贷款，特别是住房贷款可能占总贷款的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比例比较低。所以银行系统也觉得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产品，有发展的机会。
但是房地产市场时冷时热，周小川认为这也需要有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进行逆周期调节，而其中一个工具就是首付比。“过去定的30%，现在适当下调，因为实际上这个审慎的空间还是够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产生的坏账比例仍旧明显小于其他领域（比如企业的贷款和对开发商的贷款），所以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仍旧是银行比较偏爱的一个产品，他们有意愿发展。”周小川说。
其次，周小川认为，在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框架之下，将来应该进一步加强对银行总体健康程度的考核，让银行有较大的自主权来决定它们对不同客户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有的银行认为这个客户风险小，它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决定价格怎么定，首付比怎么定。但这个银行总体的质量应有监管部门进行更加严格的综合平衡监管，这可能是更有灵活性、更有效的一个体系。”周小川说，中国各个省份情况不一样，大城市、中等城市、三四线城市情况不一样，每个城市都不一样，而银行没有灵活性，贷款条件都是统一定的，这有缺点。“所以现在要加强对金融机构整体的审慎性的监管。同时商业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在具体业务的灵活度方面可以有一定的裁量权。总体来讲这样不会影响整体风险可控的程度。”
周小川表示，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应掌握好整个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如何应对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关注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是否偏高的问题，从总量上来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
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7日在上海闭幕并发布公报。这是中国首次担任G20主席国，也是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首次在华举办。会议上，全球经济形势、人民币汇率、货币政策等话题成为焦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央行行长周小川和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均在会议期间发表了讲话，他们如何回应上述这些焦点话题？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人民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将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
【资本市场】将坚持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和法治化建设，积极培育公开透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汇率】中国一直反对竞争性贬值。不会通过竞争性贬值来增强中国的出口能力。
【债务】中国债务比GDP是偏高的，需保持高度警惕。
【房贷】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房子，所以住房贷款按理说应该是有一个大力发展的阶段。个人住房贷款在银行总贷款的比重偏低，占比才百分之十几，银行系统也觉得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还是比较安全的产品，有发展的机会。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
【赤字】中国目前推动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还有空间，今年赤字率会进一步扩大。
【去产能】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中国财政有预算给予下岗工人足够的支持。
公报要点
【采取更多行动】
近期市场波动的程度并未反映全球经济基本面。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将继续温和扩张, 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将保持强劲。会议同意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以实现提振全球增长的共同目标。
【不仅是货币政策】
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会议称正在采取行动来增强信心，维护和增进复苏。会议称，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
【结构性改革】
在各成员现有国别承诺的基础上，会议承诺进一步加强结构性改革议程，包括提出一系列改革的重点领域和指导原则，为G20各成员推进结构性改革提供参考，并将建立一套指标体系，更好地评估和监测各成员结构性改革进展及其是否足以应对结构性挑战。
【基础设施投资】
会议重申对推进投资议程的承诺，并将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发展。会议鼓励多边开发银行制定支持高质量项目的量化目标，将启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鼓励落实G20/OECD公司治理和中小企业融资原则，以及推动将基础设施投资纳入资产类别。
【强化风险管控】
更好地监测资本流动，包括更加及时地识别风险, 以应 对大规模资本流动带来的挑战。会议继续承诺及时、全面和一致地落实已经达成共识的金融部门改革措施，包括巴塞尔协议III和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标准。继续密切监测并在必要时应对金融体系中的新风险和脆弱性，包括与影子银行、资产管理和其他市场化融资有关的风险。
为期两天的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7日在上海闭幕,会后各方共同发表联合公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28日就会议达成的重要共识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问:针对最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这次G20会议对全球经济有什么样的判断?
答:今年年初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动荡,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下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纷纷下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态势变得不如此前明朗,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陷入困难,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走势也很关心。这次G20会议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召开的,对全球经济走势的判断也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之一。从会议讨论的情况看,这次会议对全球经济形成的重要共识有以下几点:
第一个共识是全球经济风险有所上升。在会议公报中的具体语言是“资本流动出现波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英国可能脱离欧盟以及一些地区存在大量难民且人数仍在增加将对经济造成冲击。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和脆弱性加大。此外,对全球经济前景进一步向下修正风险的担忧日益增加”。这一判断的重要性在于G20承认全球经济面临着较大挑战,正是有了这一判断,才为这次会议决定G20将在更大力度上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并采取多种措施支持经济复苏埋下了伏笔。
第二个共识是不应过度悲观。今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比较动荡,主要股市大幅下跌,风险溢价开始上升,避险情绪浓重,市场目前弥漫着一种比较悲观的情绪。但这次G20会议讨论的结果是“近期市场波动的程度并未反映全球经济基本面。我们预期,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将继续温和扩张,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将保持强劲”。换句话说,G20在认识到全球经济面临着较大挑战的同时,也认为全球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那么差,金融市场可能存在过度反应,有些过于悲观了。公报里特别提到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将保持强劲,这里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印度这样仍然保持较高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认为这些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仍然不错。我们在会议期间,也与美联储、欧央行、英格兰银行这些主要的央行就全球经济形势进行了仔细讨论,大家的观点也都是接近的。
第三个共识就是G20需要共同采取行动,促进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公报里使用的语言是“我们同意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以实现提振全球增长的共同目标。我们将继续密切监测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这里使用了“更多”这个词,意味着G20在政策上要加大力度。公报里还提到了“为了提高我们对于潜在风险的应对能力,我们将继续研究G20在必要时可能采取的政策措施,来支持增长和稳定”,换言之,G20也要考虑万一全球经济继续下滑时可以出台的应对政策。
问:G20准备如何在政策上加大力度?
答: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复苏的情况存在差别,各国的政策空间也各不相同,因此各国能够采取的措施必须根据自身的情况。但这次公报特别强调要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并指出这些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
G20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是非常不容易的,原因是过去几年G20在讨论宏观政策协调时,各国对是否应该更多使用财政政策存在一些不同意见。这次则是对财政政策有了非常具体的表述,即“我们财政战略的目标是提振经济,我们将灵活实施财政政策,以促进增长、创造就业和提振市场信心,同时增强经济韧性,并确保债务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续水平。我们也将尽可能采取增长友好型的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包括将支出优先用于支持高质量的投资”。这和此前几年G20公报通常仅对财政政策有原则性的表述非常不一样,背后的原因是一些原来对使用财政政策支持增长比较谨慎的国家在这次会议上态度发生了变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G20国家都会搞财政刺激,因为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财政空间。但是对那些有财政空间或者财政政策不尽合理的国家而言,财政政策将更加有利于促进增长,具体的措施可以是适当扩大赤字,也可以是减少税收的扭曲或者提高支出的质量。
对于货币政策,这次会议基本沿用了过去的语言。虽然语言没有变化,并不意味着没有信息,因为经济形势已经不一样了。这里的信息是,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增长和保持价格稳定,G20国家并没有大幅改变货币政策态势的意图。
这次的公报还着重强调了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这是我国主动推动,并得到了G20国家广泛支持的倡议。会议上,很多G20国家指出,仅靠货币财政政策是不够的,必须通过结构性改革才能推动中长期的增长潜力,而且结构性改革反过来还能使短期的需求侧政策更加有效。虽然过去G20也谈结构性改革,但这次会议将G20对结构改革的关注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问:此次会议前,有很多人期待G20就汇率问题有所行动,请问此次G20会议是如何讨论汇率问题的?公报里面说就汇率问题密切讨论沟通指的是什么?
答:汇率问题确实是此次G20上海会议的讨论重点之一,最终的讨论结果体现为G20公报中关于汇率的语言,即“我们重申,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我们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我们重申此前的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作为汇率政策目标”。话虽然不算多,但突出强调了“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作为汇率政策目标”,还有了一个重要的新提法,即“我们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
此次突出强调避免竞争性贬值的承诺,在当前全球货币政策分化的背景下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句话对外界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既是对G20成员自身的一个行为约束,也对非G20成员起到了表率作用,有利于消除对爆发“货币战争”的担忧。
“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是G20以前没有用过的语言。G20本身就是一个全球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平台,一直也都在对汇率问题进行讨论沟通。但这次明确指出外汇市场,体现了G20对近期汇率波动的高度重视,并突出了G20成员间相互通气的重要性。G20成员将开展讨论以及非正式地相互通报政策考量,就各自市场形势发展情况交换信息,相互通报各自的政策意图,就全球经济前景交换看法,避免使其他国家感到意外。同时,考虑到国际基金组织(IMF)担负着监测国际货币体系并提供政策建议的职能,G20成员也将通过IMF开展讨论沟通。
在此次G20会议召开前,媒体对所谓“新广场协议”的报道较多。事实上,G20从来没有过出台类似协议的计划。这样的计划也不现实,因为与签署广场协议时不同,当前各方对汇率走势并没有一致的看法,而且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广场协议时代也有很大差距,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G20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就外汇市场进行密切沟通讨论,其实是一种更加灵活的协调方式,对于消除外汇市场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将发挥积极作用。
问:此次G20会议是否专门讨论了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问题?
答:周小川行长在春节后接受专访和在此次G20上海会议前的记者招待会上,已经对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问题进行了全面、清晰的阐述。此次会上,各方普遍对周小川行长的表态予以赞赏,认为其澄清了许多重要问题,实现了有效沟通,因此会议本身并未对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进行太多讨论。
当然,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仍是各方关心的问题。这里我仅想在周小川行长最近表态的基础上,再说几个观点。
首先,尽管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有所提高,出现了一些波动,但其波动幅度相比其他货币仍然要低得多,不仅低于发达经济体货币,更要远低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因为各国对本币兑一篮子货币汇率的计算方法都不一样,这里就以兑美元汇率为例。2015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年波动率为2.98%,而欧元、日元和英镑兑美元汇率年波动率分别为12.06%、8.19%和8.60%;巴西雷亚尔、俄罗斯卢布、印度卢比、南非兰特和马来西亚林吉特兑美元汇率的年波动率分别为19.82%、25.62%、4.81%、15.59%和11.93%。所以,不应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产生过度反应。
其次,在过去很多年我们都希望藏汇于民,这不仅可以减少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问题,也可以使我国的外汇资产被更有效地管理,风险也可以更分散。近期外汇储备的下降有很大比例是外汇资金从官方向企业和个人的转移,是中国企业和居民增加了外汇资产和减少了外汇负债,结果就是藏汇于民,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情况。
第三,有人看到中国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外汇储备下降较多,便推算外汇储备将始终按这一速度下降,从而很快降至一个较低水平。这种推算不一定合理。一方面,前面已经说了,中国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居民增持外汇资产和减少外汇负债,这个过程是有限度的,资本外流的速度会逐渐降下来;另一方面,中国每年仍有很高的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进项,资本流入速度仍然较快。
第四,人民币汇率也受到了一些短期投机力量的影响。我们对人民币的基本面有充分信心,相信人民币汇率会由更多地受短期预期影响向基本面回归。在这方面,我们有的是耐心。
问:公报中有一段关于国际金融架构的内容,能否谈一下G20讨论这个问题的背景和意义?
答: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加强全球金融架构的必要性,此后G20将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特别是2011年法国担任主席国期间,专门设立了工作组,重点讨论国际金融架构议题。但是在欧债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聚焦于应对危机和促进全球经济复苏,G20对于国际金融架构的讨论有所淡化,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也由于种种原因中断了。
当前,全球金融体系更加复杂、联系更加紧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比重也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复苏并不稳固,在长期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后,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化也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也再次凸显了不断完善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中国决定重启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这个提议得到了G20成员和国际组织的广泛支持,在国际社会上反响很大。
此次会议期间,各国对国际金融架构的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批准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的工作计划,并达成了很多重要的共识。首先,2010年改革方案在拖延五年之后于2016年1月份生效,这是IMF份额和治理改革的重要里程碑,各国均对此感到鼓舞。这次会议上各国开始讨论如何继续推进下一步的改革,并对IMF于2017年年会前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的时间表表示支持。
其次,在当前融资环境整体收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普遍面临资本流出挑战的情况下,各方一致同意应更好地监测资本流动,及时识别风险,并总结各国的应对经验,同时也强调了充足和有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性。这些共识对于增强信心,稳定市场,帮助各国应对大规模资本流动带来的挑战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这次会议再次欢迎了人民币加入SDR,会上各方同意研究更多使用SDR的问题。SDR作用的增强对于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增强其韧性和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主权债的有序重组对维护货币金融市场的稳定非常重要,为此,各方强调要继续推动主权债务重组进程的有序性和可预期性,并加强债务可持续性框架。这有利于推动主权债务重组机制的不断完善,有利于稳定市场信心,从而促进维护金融稳定和全球经济的健康增长。
问:此次公报关于金融部门改革达成的共识有何亮点?
答: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国际社会已推出了巴塞尔III、提高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等诸多金融部门改革措施。我们始终认为,制定改革措施很重要,但落实改革更为关键,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纸面。因此,此次会议G20各国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各国应及时、全面落实相关金融部门改革措施”。
与此同时,应该看到,金融体系的外部环境和内在结构总是不断发生变化,一些新的风险和脆弱性会不断显现,这是很自然的。因此,G20各国也均同意需要继续密切监测影子银行、资产管理和其他市场化融资有关的风险,提出切实防范风险的有效措施。
第三个重要成果是关于宏观审慎框架和政策。危机之后,各国纷纷开始重视宏观审慎政策,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不少G20国家的金融监管框架在危机后也进行了改革和调整,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在这次会议上,G20国家高度重视梳理这些经验和教训,从而为各国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框架提供有益的借鉴,对于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也将有重要意义。
问:G20公报中有一段关于普惠金融的表述,其中提到了数字普惠金融。可否介绍一下G20财金渠道讨论普惠金融的背景,以及我们在这方面的考虑?
答:中国一直高度重视普惠金融发展。近几年,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对普惠金融议题的关注有所淡化,今年我们借担任G20主席国的机会,重新在G20财金渠道下推出普惠金融议题。这个想法不仅得到了G20成员和国际组织的广泛支持,还有许多非G20国家也积极响应。
我国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着力加强对中小微企业、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金融服务”。因此在G20下讨论普惠金融议题是把我们国内的发展要求与G20这个国际平台结合在一起,可以通过国际讨论促进国内发展。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这次会议的公报中提出要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和普惠金融数据收集和指标,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的两个议题。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在这些方面所积累的良好实践,也愿意与各G20成员分享我们的经验与教训。
同时,我们还将在G20下继续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金融知识普及和金融消费者教育等其他重要的普惠金融议题。
问:G20公报中有一段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内容,这在G20历史上是个新话题。能否谈谈G20推动绿色金融的背景和意义?
答:“绿色”是我国“十三五”规划中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而且“十三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发展绿色金融,设立绿色发展基金”,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也已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今年我们第一次把绿色金融加入了G20议程。这个倡议获得了G20成员和国际组织的广泛支持,我们与英格兰银行着手组建了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可以说是在G20的历史上留下了中国印迹。
目前全球面临严峻的环境挑战,发展绿色金融具有重大意义,不仅有助于改善全球环境,同时也能动员更多资金,进行绿色投资,有利于提升全球的经济增长潜力。
财政部网站发布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公报，其中指出，G20重申此前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将反对各种形式保护主义。将仔细制定、清晰沟通我们在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改革方面政策行为，以减少政策不确定性，减少负面溢出效应，并增加透明度。
公告全文如下：
1. 我们在上海会晤，回顾并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推进政策议程，为杭州峰会进行准备。全球经济继续复苏，但依然不均衡，且未达到我们对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雄心水平。资本流动出现波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英国可能脱离欧盟以及一些地区存在大量难民且人数仍在增加将对经济造成冲击。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和脆弱性加大。此外，对全球经济前景进一步向下修正风险的担忧日益增加。在认识到这些挑战的同时，我们判断，近期市场波动的程度并未反映全球经济基本面。我们预期，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将继续温和扩张，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将保持强劲。但是，我们同意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以实现提振全球增长的共同目标。我们将继续密切监测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
2. 过去几年，G20在促进增长、投资和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我们正在采取行动来增强信心，维护和增进复苏。我们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来实现这些目标。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活动，保持价格稳定，与中央银行的职责保持一致，但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我们财政战略的目标是提振经济，我们将灵活实施财政政策，以促进增长、创造就业和提振市场信心，同时增强经济韧性，并确保债务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续水平。我们也将尽可能采取增长友好型的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包括将支出优先用于支持高质量的投资。我们重申发挥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相辅相成的作用，为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提供支持。加快结构性改革将提升中期潜在增长，并使经济更具创新性、灵活性和韧性。为了提高我们对于潜在风险的应对能力，我们将继续研究G20在必要时可能采取的政策措施，来支持增长和稳定。我们重申，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我们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我们重申此前的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我们将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我们将仔细制定、清晰沟通我们在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改革方面的政策行为，以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减少负面溢出效应，并增加透明度。
3. 我们重申，增加实际产出非常重要，结构性改革在提高生产率和潜在产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2016年，我们将优先推进并特别强调实施调整后的国别增长战略，以便到2018年实现产出额外增长2个百分点的目标。在各成员现有国别承诺的基础上，我们承诺进一步加强结构性改革议程，包括提出一系列改革的重点领域和指导原则，为G20各成员推进结构性改革提供参考，并将建立一套指标体系，在考虑国情多样性的同时，更好地评估和监测各成员结构性改革进展及其是否足以应对结构性挑战。这一强化的结构性改革议程将纳入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下的现有工作。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将合并投资战略和投资战略，并继续致力于及时、有效地加以落实，以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将审议合并的战略，包括通过强化的同行审议，并在必要时进行修订，以确保迈向我们的共同增长目标及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考虑到投资和贸易对于增长的重要性以及其近期的疲软态势，我们将在国际组织的支持下，研究上述领域可能的政策应对措施。我们将继续采取措施增强包容性，并减少过度的全球失衡。
4. 我们重申对推进投资议程的承诺，并将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发展，坚持数量和质量并重。我们期待多边开发银行根据安塔利亚峰会共识在今年7月前报告优化其资产负债表的具体行动。考虑到多边开发银行在促进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独特作用，及其在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和减贫方面的使命，如同在《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中的呼吁，我们鼓励多边开发银行制定支持高质量项目的量化目标，并共同采取行动，以展示其吸引新的长期投资融资、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的承诺，包括：撬动私人部门资金，加强新老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推进多方合作联合融资模式，并支持项目准备相关工作。加强互联互通对于最大限度发挥国别基础设施的正面溢出效应并创造更多投资机会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将启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增强基础设施计划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我们支持制定一项政策建议指南文件，以促进基础设施融资和中小企业融资工具多元化，并将特别关注股权融资，包括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加强机构投资者参与，鼓励落实G20/OECD公司治理和中小企业融资原则，以及推动将基础设施投资纳入资产类别。
5. 稳定、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对于促进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以及金融稳定至关重要。我们批准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的工作计划，旨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平稳运行和有序演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总结为我们提供了参考。我们欢迎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的落实。我们支持在2017年年会前完成IMF第15次份额总检查的时间表，包括新份额公式，并重申我们承诺支持一个强劲、以份额为基础、资源充足的IMF。我们支持世界银行按照达成一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实施股份审议，目标是逐渐实现平等投票权。我们将继续推动主权债务重组进程的有序性和可预期性，并加强债务可持续性框架。资本流动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特征。鉴于当前全球经济的形势，我们将更好地监测资本流动，包括更加及时地识别风险，在吸取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并适时审议政策工具和框架，以应对大规模资本流动带来的挑战。我们强调充足和有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性，期待在今年4月讨论IMF对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分析。我们欢迎IMF完成了2015年特别提款权（SDR）定值方法审查，支持就研究可能扩大SDR的使用以及本币债券市场开展进一步工作。
6. 我们继续承诺及时、全面和一致地落实已经达成共识的金融部门改革措施，包括巴塞尔协议III和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标准。为此，我们鼓励各国当局加强跨境合作，包括落实有效的跨境处置机制和场外衍生品改革，在恰当的时候予以互认，并与圣彼得堡宣言保持一致。我们支持巴塞尔委员会完善巴塞尔协议III的工作，以保证一致性，并实现效果的最大化，避免进一步大幅度提高银行业的总体资本金要求。我们将继续监测和评估改革的落实及其影响，包括应对一些没有预见到的重大后果，包括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我们支持正在进行的改善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公司评估方法的工作，以及根据达成共识的时间表在制定保险资本标准方面继续取得进展。我们强烈鼓励落实已议定的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并继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我们期待在识别和应对中央对手抗风险能力、恢复计划和可处置性方面存在的差距方面，包括在多个区域存在系统性的中央对手合作安排方面，取得更多的进展。我们将继续密切监测并在必要时应对金融体系中的新风险和脆弱性，包括与影子银行、资产管理和其他市场化融资有关的风险。我们欢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和IOSCO在制定甄别简单、透明和可比较的证券化标准方面的工作。我们将整体考虑市场流动性的变化及其对市场稳定的影响。我们欢迎国际组织正在进行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工作计划中列出的关于代理行业务减少的工作，期待视情在评估和应对该问题上加快取得进展。我们欢迎FSB、IMF和国际清算银行（BIS）总结宏观审慎框架和工具的经验和潜在教训，并在7月会议前向我们报告。我们承诺继续加强普惠金融议程。我们要求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制定落实G20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的框架，研究制定一套数字普惠金融的高级原则，以及改善数据的收集和指标。
7. 广泛、持续、有效地落实G20/OECD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对于促进国际税收体系的公平和现代化至关重要。我们重申致力于按时落实BEPS项目，继续监测并应对BEPS相关问题，确保税收公平和平等竞争。为确保全球统一行动，我们核准OECD提议的关于全球落实BEPS项目的包容性框架，并鼓励所有承诺落实BEPS项目的感兴趣的相关非G20成员和辖区，包括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该框架。我们支持在该框架下妥善解决发展中国家在落实BEPS中面临的特殊挑战。我们将继续致力于落实专项税收情报交换标准和税收情报自动交换全球标准（AEOI），并号召所有金融中心和辖区在2017年或2018年底前加以落实。我们重申，号召所有国家加入《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并期待全球税收论坛的进展报告。我们欢迎旨在帮助发展中经济体需求帮助其加强税收能力建设的各种现有倡议，包括亚的斯税收倡议、税收征管诊断评估工具和无国界税收稽查员倡议。在此情况下，中国将通过建立一个国际税收政策研究中心做出自身贡献，目的是进行国际税收政策研究和设计，并向发展中经济体提供技术援助。我们也欢迎IMF、OECD、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联合提出的成立税收平台的新建议，呼吁这些机构就建立有助于确保技术援助项目有效实施的机制提出建议，并就各国如何资助税收项目及直接技术援助提出建议，向我们今年7月的会议报告。我们认识到税收政策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将在今年7月召开的G20国际税收高层研讨会上深入探讨相关问题。我们认识到，非法资金流对所有国家都会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并将继续推进G20在这方面的工作。
8. 我们决心坚决打击恐怖融资。我们将加倍努力，应对各种恐怖融资的所有来源、技术和渠道，并将加强合作和信息交流。我们呼吁所有国家一道努力开展工作，包括在所有司法辖区快速落实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标准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253号决议相关规定。我们要求FATF与相关国际组织一道，加强其在识别和应对金融体系漏洞和缺陷方面的工作，确保FATF标准的有效性和全面性，且得到全面落实。我们呼吁FATF加强其在恐怖融资威胁、资金来源和方法以及资金使用方面的识别、分析和应对工作。
9. 认识到环境挑战的紧迫性和动员绿色金融的重要性，我们建立了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我们要求研究小组识别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机制和市场障碍，根据各国经验，研究如何提高金融体系动员私人资本进行绿色投资的能力。研究小组将与其他G20工作组、其他外部倡议、以及私人部门加强协作。我们期待研究小组在7月份提交一份综合报告。
10. 我们对通过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表示欢迎，并欢迎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就气候资金所做的承诺及其他国家就气候资金所做的声明，并呼吁及时实施和落实。发达国家缔约方应继续履行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已有义务，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展适应和减缓，包括通过绿色气候基金提供资金。鼓励其他缔约方自愿提供或继续提供这种支持。我们重申致力于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11. 我们重申致力于在中期规范并逐步取消低效的、鼓励浪费的化石燃料补贴，并认识到有必要为贫困人口提供支持。此外，我们鼓励所有G20成员考虑参与低效的、鼓励浪费的化石燃料补贴自愿同行审议。
附件
已收到的报告：
1. IMF为2月26-27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提供的经济监测报告
2. 2016年2月，FSB主席致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的函
3. OECD中期经济评估
4. OECD秘书长的税收报告
5. OECD《力争增长》报告
6. FATF就FATF反恐融资倡议提交给G20的报告
需进一步采取行动的事项：
1. 我们要求增长框架工作组继续就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建议提出的结构性指标体系进一步开展工作，确保增长战略付诸实施，目标是在我们今年4月的会议上，就这两项工作分别提交政策文件供我们审议，并视情核准通过。我们呼吁IMF和OECD继续为加强结构性改革议程提供技术支持并进一步开展工作，包括根据中国建议以及IMF、OECD和其他成员的反馈更新政策文件。
2. 我们要求OECD、IMF和世界银行对增长战略关键承诺的实施情况以及布里斯班共同增长目标实现进展进行更新评估，为我们开展同行审议提供技术支持，并向今年7月的会议报告。
3. 我们期待在今年7月收到关于多边开发银行优化资产负债表行动方案实施情况的报告。
4. 我们期待世界银行会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就展示多边开发银行对促进基础设施发展的承诺提出共同行动建议。
5. 我们期待今年4月在新加坡就促进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开展富有成效的讨论。
6. 我们期待在今年4月的会议上收到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IH）提供的知识分享报告，并期待GIH与其他国际组织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开展协调，建立知识分享平台，帮助改善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并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开发可融资的基础设施项目方面的机构能力。
7. 我们期待结合OECD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建议，就促进基础设施和中小企业融资工具多元化和吸引私人投资等新的长期资金来源提出政策措施建议指南。
8. 我们欢迎并支持落实G20/OECD公司治理和中小企业融资相关原则，以及G20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并期待在我们下次会议上听取最新进展情况，包括公司治理原则的评估方法。
9. 我们期待IMF和FSB在2016年秋天关于数据缺口倡议第二阶段的报告，包括最终确定行动计划。
10. 我们期待IMF、BIS、OECD和其他国际机构关于资本流动进一步的工作，并期待他们的研究和报告。
11. 我们期待IMF在7月前完成关于分析和研究可能扩大SDR使用的报告。
12. 我们期待IMF与其他相关机构协商，完成关于实施加强的集体行动条款和同权条款以及进一步探索通过市场化方式加快在存量国际主权债中纳入上述条款的进展报告。
13. 我们期待FSB就监管改革的实施进展及成效完成第二份年度报告。
14. 我们要求FATF向我们今年7月的会议报告全球各司法辖区实施其标准以及FATF反恐融资新战略的进展，并报告那些被识别出存在不足的司法辖区为加快执行而采取的后续措施。
15. 我们要求FSB气候资金信息披露工作小组就其第一阶段的工作向我们下一次的会议提交报告。
16. 我们要求气候资金研究小组（CFSG）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21届缔约方会议的成果和目标，并根据UNFCCC的原则、规定和目标，依照其2016年工作计划所列出的领域继续开展工作，并向我们今年7月的会议报告进展。
2016年2月26至27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举行。27日晚，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出席主席国新闻发布会时指出，大家同意利用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结构性改革等各种政策工具，来应对风险、增强市场信心和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大家一致同意，货币政策将继续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价格稳定。
“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可能还要继续保持适度的宽松，尽管大家也认识到，它的作用还是代替不了财政政策。”楼继伟表示。
据上证报报道，关于财政政策，楼继伟指出，大家同意将灵活实施财政政策，增强经济韧性，并确保债务率保持在可持续的水平。在目前情况下，最好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但是各国情况不一样，有的国家因过度福利承诺，造成当前财政不可持续。”楼继伟说，所以说，大家要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实施结构性改革。对于没有能力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国家，大家的共识是，这样的国家一定要加快结构性改革。有一定空间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国家也要保持警惕，要确保债务率保持在可持续的水平。
今日发布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公报指出，我们重申此前的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
今年，中国首次担任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这也是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第一次在华举行。按照2016年G20财金渠道工作计划，今年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将于4月14日至15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2月26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上海出席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有强烈的愿望使股本融资市场更好的发展，我们也确实下了很大的力气，但是确实也不能拔苗助长，所以它是有一个自然发展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间接融资特别是债权融资的渠道仍旧是主要融资渠道，所以也会导致债务占GDP的比重偏高和继续增长。
对于货币政策，周小川强调，“我们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利率以及货币政策数量方面的考虑，主要还是要使国内经济更加健康发展。在新常态下，使经济发展转向新的增长模式，更加健康，更加可持续，结构更加优化。”
周小川强调，货币政策从过去比较偏重于数量型的货币政策调控，逐渐转向更加注重价格调控的货币政策体系，利率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同时利率信号比较清晰，也不要有过大地偏离，所以要逐渐建立利率走廊。
“我们现在还处于建立利率走廊的过程中，大家开始逐渐关注和习惯这样一种变化。过去走廊中间值是依赖于基准利率，现在更多依靠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所产生的利率作为中间值。利率偏离中间值过多的时候，央行的货币市场操作会给予关注，使得它处于合理区间。”周小川解释。
对于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家依赖货币政策，周小川认为，实际上，这是国际上都在讨论的问题。周小川认为，货币政策在应对危机中确实也做出了很多适当的反应，缓解了危机，对度过危机、加快复苏都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其他政策应该跟上，单纯依赖货币政策就有可能过度。货币政策如果用得太多，效应就有可能出现递减。”周小川认为，现在这一时点要更加强调财政政策的应用，强调结构性政策的应用。对于中国来说，货币政策主要还是调节总需求，除了总需求的政策做好以外，还需更加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针对近几个月我国外汇储备连续出现比较大的下滑，周小川称，“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是始终处于变动之中，不像石油的油田储备量是一个固定的数，把油抽完了就没有了。”
“外汇储备有点像水库里的水，上游不断的有水进来，下游也不断流出，中间部分是外汇储备。”周小川比喻。
他认为，从政策上来讲，为了保持外汇储备处于合理正常水平，主要是确保宏观经济政策正确，使不平衡因素走向平衡。
“最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维护宏观经济的健康性也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包含着汇率政策也应该是正确的，如果汇率政策不正确也会导致资本流动。”周小川认为，国际的各种变动也会引起资本流动的变化，特别是对新兴市场而言，因此大家需要加强协调、减少溢出效应，共同努力。
但是，周小川强调，中国历来反对用贬值赢得出口竞争力的方式，同时中国因为总体来讲出口还是很强大的，去年货物贸易顺差接近6000亿美元，所以我们也不会用参与竞争性贬值来增强中国的出口能力。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26日晚向在上海举办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表视频讲话。李克强指出，去年中国经济增长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特别是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超过1300万，这其中包括数百万应届高校毕业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就业稳定，而且有所增加。这表明中国在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方面已经取得明显成效。
李克强重申，我们将坚持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和法治化建设，积极培育公开透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将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个人住房贷款杠杆率不高
2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上海总部举行记者会，就近期热点问题答中外记者问。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货币政策稳健略偏宽松”重现江湖。但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主要是对1月和2月货币政策的解释，而不代表方向，并不足以构成“全面放水”的信号。
另外，就个人住房贷款是否“加杠杆”，以及和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去杠杆”为何关系，周小川表示，中国的个人住房贷款比重整体偏低。从宏观层面，要掌握好整体的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应对企业和政府杠杆过高的问题。
1月天量信贷后：央行将适度引导
央行数据统计显示，1月信贷新增2.51万亿元，远超2015年1月的1.47万亿元和“四万亿”后首年的1.62万亿元，为单月历史最高位。
央行对此表示，一月份部分数据确实比较高，但人民银行一般不对一月份的数据做过分反应，主要是传统中国新年因素。商业银行也往往倾向于年初多放贷款。
中金债券团队陈建恒和樊阳阳在其报告中指出，以往银行一般遵循3322的季度节奏放贷，但如果可以将贷款投放节奏提前，变为4321或者5221，那么同样的贷款量下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息回报。此外，银行担心货币政策放松趋势会导致贷款利率进一步走低，也是促使银行提早放贷的重要原因。
有股份制银行上海分行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1季度信贷投放预计占全年的4成以上。
央行表示倾向于节后稳定一段后适度引导。还值得注意的是，央行表示，会高度重视总需求的调控和杠杆率的变化。
货币政策：处于“稳健略显宽松”状态
央行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供的文件显示，鉴于对中国和全球经济当前形势的看法，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是处于稳健略偏宽松的状态，还要不断观察、适时动态调整。
周小川表示，货币政策本身正在从过去比较偏重数量，逐渐转向更加注重价格调控。目前还处于建立利率走廊的过程中，市场开始逐渐关注和习惯这样一种变化。
一名不愿具名的银行分析师解读称，“略偏宽松”主要是对1月和2月货币政策的解释，而不代表方向，并不足以构成“全面放水”的信号。
不过，周小川表示，不要过高寄予期望（货币政策），还要使用另外两项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
他说：“个人觉得货币政策是有效的，货币政策在应对危机中确实做出了很多适当的反应，缓解了危机，对度过危机、加快复苏，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别的政策应该跟上，光用货币政策有可能过度。货币政策如果用得太多，效应就有可能出现递减。”
央行文件也显示，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
外汇储备下降：不必担忧对外支付能力
2015年12月，我国外汇储备下降1079亿美元，创下历史最大单月降幅。今年1月，外汇储备继续下降994亿美元，降至3.23万亿美元。
央行承认，2015年有明显的资本流出，但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的来看，外汇储备的变化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某些时候甚至会产生一些“过冲”，但也不应把这种“过冲”当成趋势。
比如，汇率、价格等变动会减少外汇储备账面价值千余亿元，这不同于实际的外汇流出。企业等主体增持外汇存款、提前偿还外汇贷款，外汇储备支持“走出去”，也都会减少外汇储备，这些变动属于正常现象。
当然，也有部分外汇储备变动是由市场预期所致，如出口商延迟结汇、进口商提前购汇，投资者提前离场，消费者提前消费，民营企业加快海外投资等等。“我们相信只要经济基本面健康且汇率接近均衡，预期会回归理性。”央行表示。
周小川在记者会现场也表示，中国外汇储备下降由多种因素导致，不必担忧中国的对外支付能力。
加杠杆VS去杠杆：个人住房贷款杠杆率不高
对于个人住房贷款是否在加杠杆，如何把握“去杠杆”和“加杠杆”的平衡，周小川的回答是：降低贷款条件（如降低首付比例），贷款增多，从这个角度，个人住房的杠杆会有所提高，这个逻辑没错。
但是，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应掌握好整个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如何应对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关注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是否偏高的问题，从总量上来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
周小川认为，中国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总贷款中的比重相对偏低，银行系统也觉得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相对比较安全，有发展的机会。央行在加强对银行总体健康程度的考核之外，将会给予银行更大的自主权，对不同客户采取不同具体政策。
前述银行分析师解读称，房贷的口径放松从去年二季度就开始了，这不代表货币政策转向。“银行是在收益率、安全性和资本占用之间做平衡。央行对安全资产不做限制，但是结构上，并不会因为这个（房贷）需求而放松总量。央行的债务置换思路不是一天两天了。”
外汇占款科目调整：已不是资金流动真实反映
2016年初，央行对常规金融数据报表中做了两处调整。一是不再公布《金融机构外汇信贷收支表》中“外汇买卖”一项；二是将《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中的“外汇买卖”改为“中央银行外汇占款”。
对此，市场此前有猜测称，可能是为了隐藏资本外流，以及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资金流向，稳定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但也有观点认为此举是让容易混淆的两个口径（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外汇占款更加清晰。
央行回应称，将“外汇买卖”调整成“中央银行外汇占款”，是为了使指标反映的信息纯净，指向明确，避免市场误读。
央行表示，中国改革开放早期，商业银行的外汇资金主要是用人民币买来的，占用人民币，因此可从外汇占款数量估出商业银行手中的外汇数量。后来，随着对外开放发展，特别是加入WTO后，商业银行外汇资金来源越来越丰富，不再局限于购汇渠道。发展到今天，外汇占款不再是对资金流动的真实反映。事实上，商业银行自营的外汇市场交易不必然影响央行外汇占款，也不必然反映资本流动。
有关财政刺激的讨论偏离了真正的优先任务。债务融资的增长方式导致经济僵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