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陆家嘴论坛”于6月12日-13日举行，麦格理澳大利亚集团管理委员会的成员、麦格理证券集团总裁StevanVRCELG出席并发言，他认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和监管的过程已经很快，特别是和其他的国家相比。可是也不要太快，如果太快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

　　以下为会议实录：

　　StevanVRCELG：谢谢各位。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中国的金融机构发展特别好。我想到在澳大利亚之前也有一个开放的过程。当时我们银行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全心全意投入到全球竞争中，不断进行创新、改变，而且走向全球的市场，我们银行今天的现状可以说，是走向向全球的战略是正确的。大概70%的收入来自于离岸市场。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多样性的业务进入到全球金融市场，去年利润率打破了原来历史的记录，也获得了比较高的评级。 

　　很多年以前我们不是这样类型的银行，现在在资产管理方面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尤其在基础设施资产管理已经远超过一千亿美元以上价值。而且我们在飞机租赁也是领先的，世界排名前五。这些机会都是我们非常期待去拥抱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市场都愿意去寻找这样的机会，愿意在所有的商业领域、商品领域寻找这种机会。我们将自己放在一个全球的环境中，在大宗商品交易中也希望扮演一个领军角色。在中国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有很强的实力，他们可以利用这一实力走向世界。而且我们也可以为这些中国企业，包括资本市场提供一些互补性的帮助。我们可以实现创新变化，在国内的市场找到更多的一些机会，给客户提供更多的一些投资机会，让他们能够进行海外和国内的投资。我们的客户也走向了全球，我们也跟这些客户一起走向全球。通过这种多样性的发展，好的风险管理，能够创造出这样一种周期。我们整整47年的时间里都是有盈利的发展，20多年一直保持3A的评级水平。我们有这种多样性的发展之后，也确保自己的银行不只是管一家公司、一个产品，而是带来更大的优势。

　　亚洲已经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业务地域，现在有3500名员工分布在11个国家，在中国内地和香港都有超过700名员工，在上海、北京就有80名员工，对我们来讲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因为我们客户都想要参与到中国的经济过程当中，帮助经济发展，并从中获益。其中我们也愿意提供咨询和顾问，给到很多中国的机构。也许一些中国的机构也想进入全球市场，我们可以提供相关的咨询，特别是一些在基础设施领域的跨国并购或者项目上，我们有自己的专业经验。我们认为这是不断加快的过程，机遇也会越来越多，包括对中国的金融机构、全球的金融机构也好，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机遇，所以我觉得在座的每一位应该都觉得非常兴奋。

　　当然这些也带来很多挑战，比如麦格理也有不同的考虑，要重新定价我们的业务，要适应各地的文化。在全球化过程当中，由于要重新定义我们的业务，有时候要尝试多次才可以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

　　监管方面，当我们讲到其他的市场，如何渐渐去监管的过程，反过来看中国的开放和去监管的过程，已经很快，特别是和其他的国家相比，中国的速度比澳大利亚快很多，也比英国和美国快很多。最重要的不要太快，因为如果太快，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比如必须要让这个系统有时间来调整。因为很多机构本身也要调整这个变化，还有监管机构也要找到合适的监管方法，要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环境，让所有的机构进行竞争。

　　关键还是要和投资者进行对话，特别和长期投资者对话，包括养老金、主权基金等等，要跟他们谈，问他们要什么？觉得最舒适的是什么？包括我们长期在这些市场投资，你们想要什么。因为有了长期的投资者之后，就会带来市场的金融稳定性，就会有长期的投资行为，这对于市场很重要。所以最重要是跟投资者来谈。在这一领域作为外资机构来讲，也可以和监管者一起实施并且落实相关的新框架。因为这些长期投资者也会跟我们讲，通过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意见帮助中国建立一个相关的架构。所以最重要的是要问长期的投资者你们想要什么、你们觉得比较舒适的是什么，就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好的路径，来进行经济开放。

　　“2016陆家嘴论坛”于6月12日-13日举行。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郑杨在演讲时表示，上海“十二五”金融市场的规模能级显著提升，但是还有短板，就是境外投资者的参与度比较低，上海是3%左右，香港是30%，而且市场的开放度和国际化水平也有待进一步提高，要继续扩大。

　　郑杨：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我们又在陆家嘴论坛见面。从2008年开始我们就办陆家嘴论坛，不知不觉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今年第八届了。根据大家的要求我们还是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还要越办越好。借着这平台大家可以听到一些真知灼见，听到权威的声音，也可以给自己的事业得到一些帮助，人生得到一点启迪，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觉得还是有信心把这个平台办好。

　　刚才我跟陈家强局长签订了《深化沪港两地金融合作的备忘录》，5年以前我们“加强”沪港两地的金融合作，今天是“深化”沪港两地金融合作，要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人才、金融监管、科技金融等6个方面进一步合作，求真务实，争取好戏不断连台。香港和上海双城记一百年以前就开始演绎了，到今天必须把这个好戏演下去，必须让它“好戏连台”。

　　回到上海，上海在“十二五”时期取得了很好的发展，金融的GDP占全市GDP比重已经达到16.2%，跟香港的水平也差不多，香港是16.6%。但是上海最大的优势是要开放，要保持这个优势，必须坚持开放、开放、再开放，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格局。我们要把开放的领域进一步拓宽，包括把国际组织、外资机构进一步集聚。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上海成立并已经开始良好地运营。前两天，全球专门从事中央对手清算业务的各类机构间的同业组织——全球中央对手方协会CCP12，也已经实体注册在上海，这也进一步提升了上海的国际地位。到2015年末，上海各类外资金融机构总数已达到429家，都是持牌的法人金融机构，占到我们全市金融机构总数的33%左右。

　　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也为上海扩大金融开放提供新的机遇，自贸区成立以来制度创新框架体系基本形成。之前“51条”，还有后来的“40条”，形成一个制度框架。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平台建设稳步推进，上海的黄金交易所也启动了黄金国际板。人民币跨境使用，投融资汇兑便利、外币利率的市场化、外汇管理的改革和金融监管简政放权，这些试点都在上海稳步推进。自贸区的监管协调机制和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机制也在不断完善。

　　“十三五”时期，上海更加需要巩固和扩大开放的优势。首先是要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扩大开放。因为我们上海“十二五”金融市场的规模能级显著提升，我们去年金融市场的交易额达到了1463万亿元。但是我们还是有短板，就是我们境外投资者的参与度比较低，我们是3%左右，香港是30%，我们还要提高。市场的开放度和国际化水平也有待进一步提高，要继续扩大。

　　我们深化自贸区金融改革需要扩大开放。自贸区成立即将满3年，金融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下一步我们怎么样来满足企业的投资贸易的便利化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还需要进一步通过开放来倒逼改革，激发金融创新的活力。去年，我们通过了“金改40条”，40条里面很大的一块就是要扩大开放。我算了一下，40条里面有30条都跟扩大开放有关系，我们还要把“40条”的实施细则做好，另外还要推出一些实例来。上海还要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所以需要调动国内外的各类金融资源来支持科创中心建设，我们要更好地运用金融的手段，来支持科技型企业更好地发展。

　　谈到“一带一路”建设，希望上海可以成为投融资的中心和枢纽。上海将和沿线的城市、地区进一步紧密合作，开展一些投融资资金结算、信用担保、市场环境、风险分担和金融交流、培训等方面的合作。

　　“2016陆家嘴论坛”于6月12日-13日举行。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出席并发言，他表示，内地投资者对境外的资产也有一定的需求，所以以后的开放政策里面是不是可以更加加强给内地投资者境外的资产配置。

　　陈家强：香港在国家金融开放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沪港通2014年推出，运作到现在来看是非常成功的。现在来看，过去一年由于国内外市场不断的变化，资金流动也产生了很多变化。到去年年底，沪股通内地成交额达到16400亿人民币，港股通成交额也有8000亿港币，是非常成功的。

　　最近看到境内投资者港股持股价值也首次超过海外投资者A股持股价值，内地投资者对内地市场以外资产兴趣越来越大，这也为将来金融开放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同时，外资参与A股市场也会越来越热烈。今年4月沪股通的结算安排做了优化，我们相信外资参与上海市场未来也会越来越热烈。

　　去年我们也是有一个新的政策，中港两地基金互认安排，这也是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重要里程碑。到4月底在香港销售国内的基金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5900万元，在内地销售的香港基金的销售额也达到14.5亿人民币。内地投资者对境外的资产也有一定的需求，所以以后的开放政策里面是不是可以更加加强给内地投资者境外的资产配置，我想这个政策也是可以考虑的。

　　我们现在最快可能会落实的就是深港通，进一步把沪港通的安排嫁接到深圳股票市场里面去。这里提一下香港在股票市场里面扮演的角色，人民币去年受国外金融市场影响波动，香港每一天的成交量也非常多，今年1—4月每一天平均结算量达到9000亿人民币——去年是9400亿，所以去年和今年的变化不大，但比前年7300亿多。所以尽管人民币市场在波动，香港人民币的交易量还是维持了非常高的水平。

　　我看香港市场在落实开放政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以后我们发展看金融开放的时候，如何更多的利用香港市场的情况，让更多投资产品可以进入香港利率市场，同时让内地投资者走出国门，很重要。

　　“一带一路”是香港从政府层面、业界层面都在研究、开展的工作之一。香港在金融市场有实力为基金筹资融资做一些贡献。同时除了融资方面，香港还有人才的优势，这个人才也不完全是香港的人才，也包括在香港的内地人才和国外的人才。

　　我们看到香港在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方面现在锁定几个方向。一是怎么样跟不同的开发机构、银行合作。香港监管局里面设了一个平台，跟不同的业界、多边的金融机构合作。同时也鼓励香港的金融机构参与“一带一路”投资。除了融资以外，风险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从这方面我们希望结合香港过去的经验，把人才结合起来，发展“一带一路”。

　　“2016陆家嘴论坛”于6月12日-13日举行。交通银行董事长、行长牛锡明在演讲时表示，在经济的下行期、在新常态之下银行经营面临新的问题，既利润增长速度下降，不良贷款率上升。

　　牛锡明：大家好，交通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开发性银行不大一样，它是一家国有控股的在香港和上海两地上市的银行，也是中国第五大银行。我们现在的资产7万多亿，利润600多亿，不良贷款率比较低，1.54%，经营状况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去年以来我们的利润增长速度在下降，不良贷款率在上升，这个也反映出在经济的下行期、在新常态之下银行经营面临新的问题。所以我们下一步也要加强改革、加强转型发展，来应对这样一种情况。

　　“一带一路”应该说也为交通银行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一带一路”我体会不是两条线，而是两个面。在“一带一路”两个面上怎么样带动经济的发展？怎么样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能够给这些国家带来一些新的机遇？这是“一带一路”主要的目标。交通银行顾名思义和“交通”有缘，所以基础设施建设，是我们的长项，也愿意参加。交通银行未来国际化的发展也会依托于“一带一路”。现在我们的国际化还不错，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0多家分支机构。下一步还会在若干个地区和国家设立我们新的机构。总之，我们愿意为“一带一路”做贡献，同时也依托于“一带一路”让交通银行的国际化能够发展得更好。

　　另外，不良贷款的问题大家都很关心。应该这样说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直处于一个上升通道，我个人的判断现在还没有到底，可能还是要有一个过程。今年和明年恐怕是比较关键的时期，对各家都是一个考验。交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1.54%并不是很高，应该说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但是也一直处于一个上升的通道。

　　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个不良贷款率实不实？其实大家判断的坐标是逾期贷款率。现在各家银行的逾期贷款率普遍都高于不良贷款率，所以大家有一个观点，是不是资产质量不实？我跟大家讲逾期贷款率并不等于不良贷款率。造成逾期贷款率的因素很多，比如说企业的现金流回流不是很及时，确定的贷款期限过短，还有一些去产能的政策在酝酿过程当中有些企业还在观望等等，造成逾期贷款率相对高一些。我可以告诉大家，逾期贷款率当中并不全是不良贷款。当然作为我们银行管理者来说要重视这个问题，未来几年也要下工夫把逾期贷款管理好。 

　　“一带一路”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机遇？从2014年下半年到现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我们第一是设立了卢森堡分行、卢森堡子行；第二，首尔分行成为人民币的清算行；第三我们在巴西收购了一家BBM银行，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并购，这个并购案例还是比较成功。我们用的思路是做加法，不做减法。收购他们80%的股权，留20%。他们负责巴西市场的业务开阔，我们负责中巴之间贸易。我想这会是今后国际化一个很好的范例。这些都表明随着“一带一路”我们的国际化还是有了大的发展。

　　再比如说我们和交行、汇丰1+1的全球项目，一些企业走出去发债，为一些企业的中长期信保项目提供担保函和融资，这些都是做了，而且这两年比前几年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一带一路”确实给金融业带来新的投资机会。谢谢！

　　“2016陆家嘴论坛”于6月12日-13日举行。浦发银行刘信义出席并发言，他表示，面向未来“十三五”期间，银行业可能会进一步加快国际化的步伐，加快海外的网点布局。

　　刘信义：谢谢主持人。应该说浦发银行到去年是5万亿的资产规模，大概500亿的利润。今年7、8月份我们的拉萨分行可能会正式开业。这样我们在国内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网点，覆盖地级以上的城市160多个。对外开放、国际化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角度展开回顾看，中国的商业银行对外开放、走出去进入了新的阶段。为什么这样讲？早期的银行业开放主要是以引进来为主，包括引进境外的战略投资者，也包括吸引外资银行在华设立投资机构等等，体现“我中有你”。而“十二五”期间我们的银行业开放是以走出去为主，主要是我们推进在境外的机构布局。我们在境外的并购和参股海外的金融机构，用这种方式开拓海外的市场——体现的是“你中有我”，这个特点比较明显。 

　　面向未来“十三五”期间，银行业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加快国际化的步伐，加快海外的网点布局。我们现在有离岸业务，还有海外分行加起来是2000多亿的规模，占到总资产5%不到一点。这从资产结构来讲，还有从我们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来讲，远远不够。因为各位都知道，我们已经从资本输入大国转变到了一个资本输出大国。所以说我们的金融机构走出去应该和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相匹配。

　　现在企业走出去对外开放、走出去投资，也从以往获取资源为主，现在逐渐转向了以获取技术、提升全球竞争力为主。作为传统的金融机构，中资银行服务于我们走出去的客户，未来可能会转向提升海外服务综合、整合能力。为什么？我们走出去的客户需要不仅仅是一个融资问题，更需要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要么整合银行集团内的资源来为他提供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要么我们有能力和国际上的金融机构合作，提供一个完整的金融服务方案。

　　浦发银行在“十二五”以前，主要也是引进来。我们在2002年引进了花旗作为我们的战略投资者，也是从国际一流商业银行引进了资本、管理、技术和人才。然后到了“十二五”时候，2011年我们在香港设立分行，到现在正好是5周年，资产一千多亿港币。2015年又设立了香港的浦银国际投行。现在我们有伦敦代表处，今年新加坡分行应该也会开业，争取伦敦分行明年开业，这些都已经获得了银监会的批准，并且银监会也批准了我们在卢森堡设立子行或者分行。

　　[曾瀞漪] 谢谢牛董！我们在国内面临新的挑战、在国外面临新的机遇。接下来有请浦发银行的行长刘信义

　　“2016陆家嘴论坛”于6月12日-13日举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行长兼首席运行官祝宪出席并发言，他表示，在进行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为计价货币筹资的同时，能够大力发展成员国本币的筹资，所以他们现在正在准备第一个债券发行，也就是在中国的市场上发行人民币债券。

　　以下为会议实录：

　　祝宪：新开发银行落户上海，去年开始正式成立并且营运。我们希望跟现有的国际多边开发机构有密切合作。同时，作为一个21世纪成立的新的机构，我们希望也能够探讨一条新的不同的发展道路。着眼于成员国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在补短板的十个月时间里，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完成第一批基础设施项目的准备，并于4月份送交了董事会并得到批准。这四个项目都是做绿色能源，反映了我们在理念上希望能够帮助成员国进行可持续发展的努力。展望今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人民币的国际化给我们业务发展将带来新的机会，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对“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和人民币国际化发挥自己的力量。 

　　举例说，我们作为一个发展金融机构在筹资上希望能够像过去的发展机构一样，在进行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为计价货币筹资的同时，能够大力发展成员国本币的筹资，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准备我们第一个债券发行，也就是在中国的市场上发行人民币债券。同时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建设中，我们也要做一些准备，希望能够发挥我们更大的作用。

　　“2016陆家嘴论坛”于6月12日-13日举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晓炼在演讲时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人民币提供非常巨大的潜在业务空间，而且对金融开放和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强烈。

　　以下为会议实录：

　　胡晓炼：谢谢主持人！中国进出口银行从这个名字里就可以知道，是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也是处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前沿。去年在我们银行“一带一路”沿线的业务发展中是有巨大进展的一年。2015年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贷款余额已经超过了5000亿人民币，同比增长超过了45%。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签订的项目已经接近400个。新签项目数和2014年比也是增长了2.5倍。

　　进出口银行是以进出口贸易融资为主的一个业务平台，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对外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为两翼的业务主干线。所以在这样“一体两翼”支撑的大格局下，“一带一路”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更广阔的业务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到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着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中国的金融对外开放有更加迫切的需求。

　　讲一个例子，上个月我在非洲，非洲是我们一个更宽的“一带一路”延长区域。我见到一个工业园区的中方民企，他跟我讲那个工业园区他们搞了十年，他指着自己的眼睛说，“我的眼睛有多大，我的泪珠就有多大”，在过去的十年里发展非常艰辛。但是自从“一带一路”倡议开始实施以来，特别是去年中国和非洲召开了“约翰内斯堡峰会”之后，局面大大改观，他的工业园区一下就火起来了。进驻园区的中方企业非常多，而且外国的一些非常有名的世界500强的企业也开始进入园区。他在高兴的同时也道出了难题，就是他的金融服务现在跟不上，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他特别希望能够获得人民币的资金支持。但是没有渠道、也没有机构能够满足这个需要。

　　从这个例子中就可以深切地看到，也就是我想说的第一个观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人民币提供的潜在业务空间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对金融开放和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强烈。谢谢！

　　“2016陆家嘴论坛”于6月12日-13日举行。前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审议委员白井早由里在演讲时表示，日本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对于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小的。

　　以下为会议实录：

　　白井早由里：谢谢主办方邀请我参加这个重要的会议，我在日本银行担任过政策委员会成员到今年3月。我觉得日本银行是比较简单的，今天我讲一下国际货币政策的协调。当人们讲到国际货币协调的时候，因为我们经常会讲到发达经济向发展中经济的溢出。 

　　因为货币政策单单靠自己是不足以促进需求的。财政政策可以带来这个效果，但大家很少会讲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者之间的协调。最后给大家看这个图表，这是日本的名义汇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自从2013年以来的宽松货币政策试图改变日元过度定价的问题，现在日元的价值是处在比较恒定和长期的平均水平是比较一致的。另外，影响货币政策协调，非常主要的央行受到国内货币稳定性的影响，在日本是2%。当我们在判断货币政策的时候，首先要看国内的产出的差距。我们看外国经济的发展情况，正是有自己通胀的目标，这方面的考虑也会影响到与国外货币政策的协调。从日本的角度来说，更多的是我们自己国内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之间的内部协调，而不是跟外部的协调。

　　比如说印尼和日本，印尼的银行在日本有自己的网点，可以在当地的央行借当地的货币，按照实时的市场价格，用日本的债券放在日本的央行里对冲操作，这样就不会对新兴经济的金融部门带来重大的影响。对于宏观的货币政策理解的协调，像CCB、BCI等等，都有一些对冲的理解，通过政策性的安排使这些影响很小。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自从1月份利率是负的之后，投资者对于量化宽松的预期也大幅改变，很多投资者认为日本的央行在量化宽松上可能不会走这样的道路，预期也带来了影响。所以，日本的情况，政策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对于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小的。

　　再看一下日本的情况，溢出的效果是比较有限的，日本的利率下降，2016年1月份就看到了下降，导致日本资本流出，但这个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是因为日本很多金融机构早已经做了套期，做了对冲，影响可以忽略的，日本的经常性账户盈余出现了增长。在美国溢出的效应变得越来越明显，美国试图加息，加息带来了资本流入美国，会导致美元走强。走强又会带来油价的下降，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放缓，部分原因是新兴货币的货币贬值，还有外债，以及从这些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外流带来的现象。其他的一些结果，比如说美国通胀的负面影响，导致美联储要减缓升息的步调。

　　在过去特别是在2009年-2013年之间，特别是美国，包括日本和欧洲在内的国家，我们都使用了巨大的QEII的政策、货币宽松政策，带来了巨大的流动性增长，还有泡沫，以及本地的货币升值和通胀的压力。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央行，在做货币政策的时候，他们不考虑到这些溢出效应，但2014年6月份美国完成QEII的退出，开始升息的周期，而日本和欧洲这些区域仍然是继续货币宽松的政策，这就出现了矛盾。

　　日本的情况，经济增长是非常乏力的，去年只有0.8%，但这不是由于需求不足，最主要的原因是生产率增长非常低，还有人口变化的影响。根据日本央行对于未来经济的预测，未来可能只有增长0.2%。谢谢！

　　“2016陆家嘴论坛”于6月12日-13日举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演讲时表示，汇率的灵活性不是要打击投机市场的投机行为，更重要是和经济周期调整联系起来。汇率的灵活性不是指短期的波动，而是符合经济周期的波动。经济疲弱的时候，汇率就应该贬一点，经济比较强的时候，汇率就应该升一点。

　　以下为会议实录：

　　彭文生：讲到全球货币政策协调，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汇率，汇率是全球货币政策外溢影响的一个重要渠道。我今天讲的一个主题，我们必须要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刚才有位专家讲到，我们中国人民币汇率最近的一些争议，比如说是不是可以通过资本账号管制来稳定汇率。最近IMF几位专家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维框架的反思。

　　说资本账号的管制还是有用的，对资本账号的开放觉得是有问题的。但从汇率灵活性来说，我的观点是更进一步，光有资本账号的管制来稳定汇率的稳定是不够的。以前我们叫做国内的金融压抑，包括银行体系，包括整个金融体系的活动都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所以，资本账号管制只是政府对金融管制的外在体现，政府当时对内部的金融活动也有很强的管制。 

　　所以说，金融自由化的时代要回到稳定的汇率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为什么看全球固定汇率制的货币体系安排已经非常少了。所以，我想讲的第一点就是必须要增加汇率的灵活性。第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汇率灵活性。有三个纬度，第一个纬度就是空间，兑美元汇率的灵活性还是兑其他货币的灵活性。对人民币汇率有些建议或者是看法，是不是要盯住一揽子货币。

　　我的观点是，盯住一揽子货币是不够的，因为一揽子货币是基于贸易权重的，美元的权重不到20%，全球交易当中美元权重超过70%-80%。这也是目前很少有货币是盯住一揽子货币的，美元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从空间来说，我们增加的汇率灵活性是指兑美元货币的灵活性。第三个纬度，时间的纬度。我们说增加汇率的灵活性，是不是今天升一下，明天贬一下呢？

　　我认为汇率的灵活性主要不是要打击投机市场的投机行为，更重要是和经济周期调整联系起来。从时间纬度来说，汇率的灵活性不是指短期的波动，而是符合经济周期的波动。经济疲弱的时候，汇率就应该贬一点，经济比较强的时候，汇率就应该升一点，要让汇率成为经济周期调整的载体。这也是为什么其他主要经济体，其他国家在过去几年经济的运行，汇率是一个重要的调节机制的原因。

　　最后增加汇率灵活性是不是意味着，有很大的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汇率贬值符合经济预期的贬值不是那么可怕的，大部分国家的汇率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波动，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凡是在过去这十多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所累积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之上，人民币的有序贬值是有两个方面的好处。

　　一个是有利于化解金融风险。过去持续的升值预期是和国内房地产泡沫和国内的信用扩张紧密联系起来的，也是导致民间投资持续下滑的内在因素。所以，在现在的基础之上，增加灵活性，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适度贬值是有利于控制房地产泡沫，有利于控制信贷的扩张，有利于化解过去累积的金融风险。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有所贬值，这样的态势是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

　　如果说十年前汇率升值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话，十年以后的今天，汇率贬值是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都说民间投资持续下滑，有多种因素，包括地租、房租包括人工成本包括汇率、资金成本，背后根本性的因素，还是过去十多年来房地产泡沫和银行信用相互交织、相互促进所带来的很强的经济顺周期性，导致房地产和金融部门占用太多的社会资源。

　　所以，我说现在的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汇率贬值是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后会不会出现大幅贬值，会不会出现持续的贬值，会不会出现失控的情况。任何东西都有风险，我相信如果是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如果是有利于化解金融风险，人民币就不存在出现持续贬值的情况。未来经济的复苏，反而会促进人民币在未来某个阶段出现升值。

　　所以说，我们要克服汇率浮动恐惧，要克服汇率贬值的恐惧，要把汇率的调整和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化解金融风险结合起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