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中信建投 |
发布时间： |
2010年08月09日 08:57 |
作者： |
杨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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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价波动加大，表面看中国的货币紧缩政策以及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是直接诱因，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期的结束，大宗商品的"中国溢价"水平也将逐步走低。此外从供应方面看，2013年后全球矿铜供应将进入新一轮增长的周期，因此未来三到五年，铜价的运行区间将会逐步下移。
尽管上半年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依然在延续，中美两国多数经济数据仍然保持亮丽，但国内资本市场却呈现明显的背离走势，A股上半年整体跌幅近30%，而大宗商品则呈现宽幅震荡，交易重心明显下移。沪铜上半年下跌13%，振幅高达30%，凸现出市场分歧的巨大。
从上半年影响铜价的走势的主要因素来看，中国的货币紧缩政策以及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成为铜价调整的直接诱因。而笔者认为在上述两个直接因素之外，铜价调整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在投资、出口两方面增速逐步放缓，且内需短期难以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转型期，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将经历一个阵痛期，受此影响，大宗商品的整体需求将逐步趋弱，并可能导致价格运行区间的逐步下移。
中国经济步入转型期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而转型期结束的标志将来自于三个方面，即居民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和传统产业的去产能化完成。在中国经济转型的阵痛中必将伴随支持中国高速发展30年的传统产业的逐步衰落。
在经济转型的阵痛期中，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导致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并将对制造业形成长期的负面影响，未来中国制造业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将大大受限，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对大宗原材料需求的增幅将会逐步趋缓。近年来中国铜消费量占全球总消费量的比重逐年递增，2009年已近30%，而对全球铜消费增量的贡献度近几年始终维持在50%以上，除了汇率因素外，可以说是中国需求成就了铜价2004年以来的超级牛市。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中长期来看投资和出口不可避免的将受到抑制，由固定资产投资和来料加工为主的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将逐步趋弱，与此相伴是大宗商品的"中国溢价"水平也将逐步走低。
从日韩等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往往出现在工业化发展期的尾声，或在工业化发展期向工业化成熟期过渡的阶段。日本在1960-1970年间迈过第一个刘易斯拐点，而从日本铜消费量及消费强度与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关系来看，1991年之前日本铜消费量随着GDP的增长而同步增长，在1991年铜消费量达到峰值（1613千吨），从1991年起铜消费量总体呈缓慢下降趋势。日本在1973年单位GDP铜消费量达到峰值（5．4公斤/万美元），随后日本的单位GDP铜消费量呈缓慢下降趋势。这表明随着第一个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单位GDP铜消费量将呈现逐步下滑的趋势。
近期中银国际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发生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外出农民工从1997年的3,890万人增加到2005年1.3亿人，占乡村青壮年人口(20-50岁)比重从不到10%提高到40%左右。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等人研究认为，自2004年沿海部分地区发生民工短缺现象以来，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工资增长速度逐步加快，中国在2005年前后开始进入第一刘易斯拐点区间。"另外，近期出现的广本部分工厂员工停产要求加薪以及富士通因为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而可能不得不做出大规模将生产线由深圳迁往内地的举动都在表明，中国已经迎来的第一个刘易斯拐点。
今年以来，中国相继出台的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各项措施、重启人民币汇率浮动机制、取消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等政策取向已经清楚的表明，中央政府引导中国经济转型的决心，预计十二五期间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刺激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将会出现明显的改变，由于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来料加工出口额与精铜消费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经济转型所引发的投资和出口增速放缓势必带来中国铜消费增长的趋缓。
从中长期而言，2015年前后中国的总抚养比将出现拐点，按照日本经验，总抚养比拐点的出现意味着人口红利期的结束。日本总抚养比拐点出现在1990年前后，而1990年后日本也步入了工业化后期。由于中国上个世纪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这可能导致中国人口红利期维持不到工业化后期，而在工业化的成熟期就已经结束，2015年后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期的结束，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还将进一步下降。此外从供应方面看，2013年后全球矿铜供应将进入新一轮增长的周期，受矿铜供应制肘的精铜供应也将会趋于宽松，因此笔者认为未来三到五年，铜价的运行区间将会逐步下移，6000-7000美元/吨的铜价将成为长期的高价区。(原载于卓越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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