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中探索理性和智慧的公益模式是“河流·孩子”项目自2008年启动以来一直在追求的目标

　　盛夏时分，群山环抱的操场上，炙热的阳光亮得晃人眼。同样亮亮的是孩子们黑红的小脸上充满好奇和渴望的眼睛。7月30日，位于大通河畔的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巴扎藏族乡甘冲小学一百多名师生兴奋地迎来了“河流·孩子”公益助学计划的项目组成员和志愿者们。

　　由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汇添富”）和第一财经合作的“河流·孩子”——汇添富基金大通河流域助学计划2014正式启动，这群藏乡孩子的求学梦将在爱的助力之下得以实现。

　　好一场及时雨

　　“我们的教室地基早已开裂了，师资也很紧张，‘河流·孩子’可以说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送来帮助，真是一场及时雨。”甘冲小学校长郭守珍高兴地说。

　　此前，郭守珍正在为学校的难题发愁。从硬件上看，甘冲小学的两间教室地基已现裂缝，成为危房。其他的房间，如师生宿舍，不仅非常拥挤，也同样处于危房之列。尤其是学生宿舍，二十张双层床密密匝匝，一间房就挤了40个学生。宿舍与厨房中间，是一个长满荒草的砖砌花圃。窄窄的花圃边沿，不仅是孩子们吃饭的饭桌，也是他们傍晚学习的课桌。虽然有迫切需要，但是新建教室和宿舍，郭守珍想都不敢想，没有钱，怎么盖房子？

　　从软件上看，全校126个孩子，从幼教班到学前班再到六年级，总共有八个班级。包括校长和教务主任，全校总共才9位老师。老师大多都要带三四门课，有的还担任班主任。

　　“老师人手是不够的，但是现在编制也没有，我们有三个主力老师还是按志愿者身份拿工资，一个月才1500块。这样的话，优秀的老师怎么能留住？说实话，这是我最发愁的事。”郭守珍说。

　　巴扎藏族乡距离互助县城有50多公里，路途并不算远，但是乡民出入很不方便。进城需要开车两个多小时，山路蜿蜒，曲曲折折的盘山路陡峭难行，偶尔还会遇到山体滑坡、土石阻路等危险。此次“河流·孩子”项目组的先遣队就被山体滑坡挡在半路，直到半夜两点才得以返回。

　　尽管这里风景秀美，天蓝云白，山青水绿，从甘冲小学步行一分钟就是波涛滚滚的大通河，但连绵的群山使不少老师望而却步。缺乏师资，成为包括甘冲小学在内的山区小学最大的软肋。

　　22岁的女老师刘芳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三年。从互助县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她选择了回自己家乡教书。这个选择背后有一个美丽的故事。刘芳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有事去了老师的宿舍。小女孩惊喜地发现老师的床整洁漂亮，还摆着许多书。这个发现让刘芳从小就立定心志，长大要当一名老师，也拥有一个整洁漂亮的床和很多书。

　　尽管有梦想和热情，尽管已经工作三年，可刘芳的身份依然是“志愿者老师”。因为没有编制，她的收入仅是有编制的老师收入的一半。但就工作量来说，可一点都不少。她负责带幼教班和学前班，还身兼班主任。学生的年龄基本都在五六岁，“年龄小，上课很费劲。”

　　另一位年轻女教师刘明胜，跟刘芳一样，也是志愿者身份。作为五年级的班主任，她是学校的主力老师。身兼数职让她的时间表总是排得满满的。除了教学之外，学生的生活她也要管。刘明胜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有时候学生生病了，如果不是很重，往往就不通知家长了，老师带着就去医院了。

　　这样的忙碌让刘明胜有一点苦恼——她很希望自己能有时间安静专注地学习，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但这却常常成为奢望。

　　甘冲小学面临的软硬件上的缺乏是许多农村小学的通病。而这，也正是“河流·孩子”项目“软性投入为主、硬性投入为辅、软硬兼顾”项目宗旨确立的根源。项目负责人、汇添富督察长、上海汇添富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李文认为，乡村教育硬件上的匮乏显而易见，但是提升乡村教育水平的根本并不在硬件，而在于软件。如果没有教师教学理念的更新和教学技能的提升，仅仅投入硬件可能只是多了几栋漂亮的教学楼或者几台先进的电脑而已。

　　“河流·孩子”项目在甘冲小学的落地不仅使刘明胜老师的盼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也将让郭守珍校长的忧虑一扫而空。

　　7月30日，正当孩子们抱着志愿者送来的图书、文具和衣物绽开笑脸时，一份更大的礼物也已慢慢打开。在甘冲小学地基开裂的教室旁边，第一锹土已经在喜庆的爆竹声中开挖。几个月后，这里将盖起一座现代化的新教学楼。与此同时，一间设施先进的多媒体教室也将设立。甘冲小学的孩子们将可以通过鼠标和键盘触摸网络带来的丰富信息，开阔视野和见识。

　　而对刘明胜和刘芳等老师们来说，8月4日到8日在上海为期五天的乡村教师培训更是一份意外的惊喜。他们不仅第一次来到了繁华的大城市，更享受了包括先进教学理念和实用教学技能的大餐。

　　藏乡的渴望

　　“河流·孩子”项目组来到甘冲小学当天，尽管骄阳似火，学校的操场边已经聚集了许多乡民。他们大多是闻讯而来，想看看这些大城市的来客能给自家的娃们带来什么样的帮助。

　　与这些淳朴的乡民们交流，很容易就让人感受到他们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渴望。35岁的藏民牛仁欠早早就赶到学校，跟9岁的儿子牛英俊一样，兴奋地盼着项目组快来。

　　牛仁欠共有五个兄弟姐妹，因为小时候家里穷，他一天学都没上。长大成家之后，他开始感受到没有文化的痛苦。家里有土地六七亩，农闲的时候他就进城打工。城里工作机会不少，可他不识字，很多工作做不了，能做的只有在建筑工地上干些力气活。

　　“我小时候没上学是没办法，现在我努力挣钱，必须把孩子培养出来，说什么也不能让他走我的老路。”牛仁欠说。

　　根据本报记者的调查，在巴扎藏族乡，大部分30岁以上的乡民只有小学文化，有的只读到了三四年级。像牛仁欠这样一天学都没上的，也大有人在。乡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有三大块：一块是牧业，家家户户养牛或羊。一块是种植业，巴扎乡地处山区，大片的土地很少，许多耕地小片小片地散落在山坡上。甘冲小学的生源地甘冲口村和甘冲沟村，因为海拔比较高，适宜种植的农作物不多，主要是青稞和麦子。第三块是外出打工，由于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巴扎乡的男人们最常做的就是在建筑工地干活，一般一个月收入3000元~5000元。但打工往往只在农闲时，而且收入很不固定。

　　甘冲口村村民牛索安说，农业和牧业带来的收入很有限，尤其是种植这一块，种的庄稼都不够自己家吃的，每年还要花一两千块钱去买粮食。家里的主要收入是他卖牛和每年趁农闲时出去打工三四个月挣的钱。幸亏政府给了两万元盖房补贴，他现在住的房子宽敞结实。由于资金不足，他的房子前前后后盖了八年才完工。

　　牛索安在互助县城里的建筑工地打工，因为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他也只能做些卖力气的活。打工的收入每个月有三四千元，牛索安觉得还不错，但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牛哇玛抓西长大后也做这样的工作。

　　“太苦了！夏天晒得人流油！还不稳定，有时候干几天就没活了，你就是有力气，也挣不着钱。”牛索安说。

　　在甘冲沟村，39岁的村民张措毛吉正在与请来的雇工一起盖房子。这是一个能干的女人，丈夫去城里打工，家里的大小事务她一力承担。

　　和她41岁的丈夫一样，张措毛吉也没有上过学。尝过没有文化的苦，尽管当地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她对两个女儿仍然有着很高的期望。16岁的大女儿常利毛吉在乡里上初中，12岁的二女儿常才总吉在甘冲小学上五年级，是刘明胜老师班上的学生。常利毛吉告诉本报记者，自己的特长就是喜欢跑而且跑得快，曾经在学校运动会800米项目上得过奖。

　　“每天她们一放学回来我就催她们，今天学得怎样，赶紧好好做作业。我说：‘我指导不了你们，你们自己得好好学，将来不要像我们这么辛苦’”。张措毛吉说。

　　刘明胜老师称，全校126个孩子，除了极少数汉族、土族和回族外，其他都是藏族。这些藏乡的老百姓虽然自己没有文化，但大部分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只是他们自己没有能力辅导，所以全靠老师的尽责和学生的努力。

　　“一个好老师对孩子的成才特别重要。家长的期望挺高，我们怎样帮助孩子学习好，这个压力还是很大的。过去就是自己琢磨，觉得挺难的，现在‘河流·孩子’来了，我觉得更有信心了。”刘明胜说。

　　反思中前行

　　在实践中探索理性和智慧的公益模式是“河流·孩子”项目自2008年启动以来一直在追求的目标。这个目标正在七年的实践中渐渐达成。

　　大通河边的甘冲小学是“河流·孩子”的第七站。之前六年，项目团队已经先后在云南泸水县、四川美姑县、宁夏泾源县、甘肃夏河县、贵州黎平县、湖北忠路县援建了六所添富小学，至今已经举办了七届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训，500多名乡村教师接受了教学理念和技能的培训。他们知识结构的改善和个人素质的提高直接使孩子们受益。项目提供的“添富之爱”奖教金和助学金激发了一部分老师和学生的教学热情，有助于良好教学风气的形成。

　　从跟踪的情况看，受帮助的学校教学质量迅速提升。有的添富小学很快从排名靠后提高到乡里甚至县里的优质小学。老师们经过培训成长快速，有三位还担任了其他学校的校长。

　　尽管“河流·孩子”项目七年来运转良好，受到各方面的肯定，但李文并没有停止探索和反思。有几个问题是他始终在思考的：中国乡村教育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怎样改进才可以更有实效地帮助到孩子们？怎样的运作模式能使这个项目持续有效并可复制而不是昙花一现或者流于表面的作秀？

　　边走边想，思路已经明晰。首先是坚持实效原则，将已经确定的每一所添富小学建设好，负责人员定期回访，不半途而废，不做花样文章，力争定一个，成一个。其次是以软性投入中的乡村教师培训为抓手，调动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结合乡村教师的实际需要，提高培训的针对性，有效帮助教师本人教学观念和技能的提升，通过提高教师素质让更多孩子受惠。去年，项目团队聘请教育专家完成了教师培训读本，一方面使培训更加规范化和专业化，另一方面，也通过读本的传播让更多的乡村教师提高教学技能。

　　在实践中项目团队发现中国广阔的农村对于教育援助的需求十分巨大。这让他们深深感到自己力量的薄弱。幸运的是，“河流·孩子”项目已逐渐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公益平台，越来越多的企业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进来，合力越来越大。

　　“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无法改变乡村教育的整体状况，但至少我们能影响和帮助一部分孩子。如果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参与进来，那我们的力量就会更大，就会有更多孩子的命运被改变。”李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