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伊始，国家相关部委相继针对文化创意产业出台新政，从《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目录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到《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到《关于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与评估管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通知》，再到《2011年“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无不渗透文化创意产业与非公资本对接问题探讨与变革。能否如期所愿，各中问题如何？

　　中国文化产业变革已进入全面推进阶段

　　借鉴“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关于中国文化体制变革的观点，并结合清科对VC/PE在文化创意产业投资落点的年分布情况，我们认为，自1978年以来，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变革经历四大阶段：首先，1978-1991年，属文化体制改革初试阶段，又称为体制内改革时期。这一时期，文化体制改革主要经济体制改革在文化领域的延伸，存在较大的盲目性与局限性，国家财政是相关企业外部资本的主要来源。其次，1992-2002年，属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为了应对WTO的挑战，主要探索文化发展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并正式提出“由行政配置资源向市场配置资源发展模式转变”，以中版集团、中影集团为代表的大型国有文化集团开始组建，同时，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制开始启动。对于非公资本而言，此时，中国开始允许外资进入我国电影市场，这是一个有益尝试。再次，2003-2006年，属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阶段，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在不断强化文化立法的同时，提出“开放文化市场准入，鼓励非公资本依法进入文化领域，形成全社会参与文化建设的新格局”新思想。最后，2007-今，属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阶段，这一阶段，也是非公资本在文化领域逐渐活跃的重要阶段，中国文化产业在利用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及外商资本方面都取得突破性进展。

　　不过，历数中国文化产业向非公资本开放政策，我们认为，可以概括为“区别化对待”，这种区别与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文化投融资政策和投融资模式等方面，尤其体现在国有非公资本与外商资本的差别化对待。

　　政策松动为资本打开一扇窗，针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基金相继成立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1年底，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基金数量已经超过100余支，已经募集资金总量约为1300亿元人民币。另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库显示，2011年，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新近成立的专项基金已超过十余支，如拟募资50亿元人民币的广东文化产业基金、拟募资30亿元人民币的附件海峡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拟募资6亿元人民币的完美世界风险投资基金、拟募资10亿元人民币的无锡华映文化产业基金及拟募资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等。在这些动辄几十亿募集资金额的专项基金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商业银行、大型文化集团企业的身影，也可以看到行业相关民营的背影，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认为，专项基金如此规模化的成立与涌入产业，对于产业发展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当然也不乏行业发展的暗流涌动。这背后或将再次引入一个话题“资本是推动产业发展的良方还是毒药”，当资本快速集中涌入一个产业的时候，部分企业心态浮动，追逐资本或将在资本的催化下出现早熟，这也许成为产业快速进入下一个生命周期的信号。

　　2011年传统意义文化创意产业投资案例创历年新高

　　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1年，已经披露的中国传统意义的文化创意产业投资事件为41起，创2005年以来新高，投资广泛落点于文化传播相关领域、影视制作与发行、出版及动漫等领域，如与文化传播相关的企业百雅轩、杭州金海岸、琴岛文化、山海经等相继获得投资。

　　VC/PE进入文化领域仍存顾虑

　　尽管VC/PE 进入文化创意产业程度逐年提升，但是面对曾经一度长期以国有资本作为单一投资主体的准入领域，加之意识形态问题，我们可以看到VC/PE对文化创意产业投资仍心存顾虑。顾虑一：公益化与商业化的模糊不清，分清文化产业与文化建设，前者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后者是以意识形态建设为目标的公益性行为。顾虑二：文化能否成为文化服务业，文化成为产业的必要前提之一就是充分挖掘消费者的需求，成为文化服务业。顾虑三：如何平衡文化产业创意领袖与商业领袖的共生发展。最后，中国文化产业政策仍存在很多不透明因素在内，政策的庸俗化与寻租化时时出现，如何利用政策而又避免干预，也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