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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金融家 |
发布时间： |
2011年04月13日 15:39 |
作者： |
岳冰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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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岳冰清
坐在董事长的位置上，马维欣感到最大的压力是如何公平地分配资源，包括对董事、大股东、员工、受益人、投资人，摆平方方面面不是件容易的事。她的员工常常质问，在你的心目中，这些不同身份的人，他们的先后顺序是什么？她说：“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怀疑过，放在第一位的一定是投资人,这是最基本的。”
“这是我去年春节前完成的自传体小说”，2011年1月，与记者初次见面，元大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大投信”）董事长马维欣准备了一套自己付印的私人珍藏版《最爱》作为礼物。
“3个月前，我和我先生一起受洗了，我娘家信佛教，夫家信道教，现在我们改信基督教，原因很简单，我所问的问题，在上帝那里都能找到答案”，3月，再次见面时，马维欣带来一本美国传教士撰写的《因为爱，我在这里！》。
过去两年，马维欣频繁进出大陆，由于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进修哲学、在北大光华EMBA班进修企业管理，她每个月都要飞来北京。与此同时，元大投信在大陆申请设立合资基金公司以及QFII资格的项目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年内一定会看到成果”，马维欣肯定地说。
在有限的时间里，怎么可以做到既驾驭元大投信，又努力充电，还撰写小说，并追求信仰？闲不住的马维欣说：“时间是挤出来的。”合资，不能再错过了目前，中国证监会尚未正式批准任何一家台资金融机构在大陆市场设立合资基金公司。已与大陆公司签署合资协议的台资金融机构，除元大外，还有富邦金控与统一证券。富邦金控与北大方正的合作属于参股，由北大方正主导，由于事实上只是一个投资行为，这个合资协议顺理成章地进入审批程序。而统一的合资股东因为资格方面的问题，合资协议的审批暂时被搁置。
马维欣否认了元大投信与东吴证券成立合资基金公司这一传言，但她拒绝透露合资股东信息，“我们基本上找符合相关规定的合资股东，信托公司或证券公司，因为我们不具备发起人资格”。
说来不可思议，元大投信在大陆市场寻求合资已有12年的历史。12年前，元大属意嘉实基金，开始由于美国的原始大股东威灵顿担心市场风险过大而放弃；后来又因两岸关系紧张，再次与嘉实失之交臂，错过了成为其第一大股东的机会。最终，嘉实花落德意志资产管理公司。提起这段往事，马维欣有点儿感慨，“非常可惜，这12年，变化太大了，已经此一时非彼一时了，现在不是我挑别人，而是别人在挑我，毕竟大陆市场太大了”。
三年前，元大又开始寻找合资目标，希望以基金公司做前锋，为整个集团在大陆市场布局做铺垫，因为“这个投资相对较小，这个领域是我们熟悉的”。马维欣并不特别在意合资的形式，“如果对方控股也无所谓，我们是来学习的，毕竟到了不同的市场，公司必须要有当地的地方智慧来经营”。
马维欣用“敬畏”来形容如今的大陆市场。微观上，台湾从业人员的好学心或努力程度与大陆的从业人员相比差距很大；宏观上，决策者的素质决定了大陆市场的蓝图很清楚，很容易去执行，而台湾为了选举而选举，没有做好规划，靠一些企业家去带动市场，只能是“见树不见林”。马维欣说：“台湾市场太小了，如果当地的监管机构放行，大陆的基金公司很容易把任何一个台湾公司买下。在实力如此悬殊的现状下，比较妥当的处理方法是与大陆维持一个相对良好的关系，同时又可以保持独立的竞争力。”3月，在拜会中国证监会基金部主任王林时，王林问了马维欣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过去十几年，台湾基金业的规模迅速壮大，为什么台湾本地基金的规模却成长缓慢？
马维欣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台湾监管机构就已全面开放了基金业，外资可以100%持股；2000年初，放开了资产管理业务，允许台湾本地基金代销外资资产管理公司的产品。由于厚爱外资，加之避税的便利，台湾的资金大部分流入外资基金，但更关键的是，当时两岸关系比较紧张，出于避险的考虑，金额庞大的资金陆续跑出台湾市场。可悲的是，在外资可以进来攻城掠地时，台湾本地基金却不能出去攻城拔寨，因为走出去发展首先要看与当地有没有“邦交”，没有“邦交”就不能被接纳，但台湾没有“邦交”的资格。这就好像捆住自己的双手跟人打架，在这样的环境下，台湾本地基金就面临系统性风险了。
马维欣说：“两岸的监管基本上都是比较严格的，这种严管的架构下，大陆进步的速度远超台湾，因为在大的方针政策上，大陆把握的‘度’比台湾好。我认为，主管机关先要想清楚，自己的最重要的角色是什么？是要保护谁的利益—投资大众的利益、基金公司的利益，还是外资的利益？到底要规范的是什么？是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客观的平台，还是要当公安局长？只有当这些角色定位清楚以后，监管部门才会很清楚地知道市场的开放速度与程度。”进入任何行业都要被“修理”1992年，完成留美学业的马维欣返回台湾，在父亲马志玲的刻意安排下，执掌刚刚成立的家族企业元大投信，从此投身基金业。
马维欣入行的时机可谓“喜忧参半”。幸运的是，靠天吃饭的基金业适逢当时的台湾市场处于最佳状态，股市刚刚冲上历史最高点12682点。但相比于天公作美，地利与人和的困扰让马维欣的起步颇为辛苦。
20世纪90年代，元大只是一个专业券商，还未通过收购形成金融控股集团，相对规模有限，且没有特别的政治背景。那时，台湾金融业的金融控股集团或有深厚的政治背景；或扎根本省，靠土地起家；唯元大是个另类—它是唯一一家靠专业券商起家从事投资的公司，而且即使到现在，在台湾所有的金融控股集团里，马家仍是唯一的“外省家族”。
彼时的台湾是计划型经济，受高度管控的金融业需要获得监管部门发放的特许执照才能进入，基金业只有4家公司，成立时间都已超过10年。但之后，台湾当局突然从一个极端跳转到另一个极端，一次性发放了11张执照，同时有11家基金公司成立，而且向外资全面开放，允许其在台湾市场100%持股。这样，行业局面立时由保护主义下的垄断经营折转为“战国时代”。
元大投信成立之初，必须要募集一只规模为40亿新台币的封闭式基金，只有这只基金成立之后，公司才能成立。40亿新台币在当时是个相当大的数目，“等于把市场上所有的资金都扫光”。马维欣记得，元大投信的时任总经理带着她四处奔波，每一家银行至少要拜访6次，从最小的承办员直到总裁，都要拜到，所有关节逐一打通，“非常辛苦”。
马维欣说：“就基金业而言，我没有什么喜欢或不喜欢之分，因为进入任何行业，其实你都要被‘修理’，尤其像金融这样被高度监管的行业，你必须从犯错里面学习教训，必须交学费。如果做一个基金经理，或经营一家基金管理公司，你没有看过一个景气或两个景气的循环，根本称不上‘做’，你没有能力去管理好一只基金或一家基金公司，因为行业变化太大了，太快了，这里面包含了政策的变化、全球市场的波动、公司恶性的倒闭，还有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性事件。在台湾，产业轮动很快，去年业绩排位第一的基金很可能今年就是最后一名，因为基金不可能过于迅速地换股，尤其大陆的基金，规模更大，周转率不可能那么快。所以，买基金至少看3年的期限比较合理，甚至是5年，这个时间代表它可能经历过系统性风险而存活下来。事实上，全面认识行业所能发生的状况，只有在经历过两个循环里才可以都看到。如果你有幸在其间逃避掉80%～90%的状况，甚至可以全身而退，我想在这个行业立足就不成问题了。因为我看过太多的基金或基金公司，就是在这种循环中被洗掉了。”元大投信成立那一年，封闭式和开放式股票都获得了台湾市场排位的第一名。马维欣说：“原因很简单，我们培养了最顶尖的基金经理。”但事情总是存在辩证的两面，讲究逻辑的马维欣说：“通常人越成功，人才的折损也越快，因为他很快就想退出公募，自己去搞私募基金。”该交的学费必定要交单就基金业而言，马维欣认为，大陆与台湾市场没有太大的差异，现在大陆的股票市场很像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市场，欣欣向荣，发展迅速，但很多产业依靠政府扶持，所以，它的基本面可能事实上很困难，因为账目不清楚，有太多的灰色地带。最大的差别可能是大陆与台湾的从业人员在对法律与风险的认知上有很大的出入。在台湾严格的监管之下，公司运作非常透明，有一定的程序，非常制式化。大陆则有很多“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灵活”做法。因为风土民情、文化、规范方面的差异，交流中时有“鸡同鸭讲”的情况出现。
马维欣直率地说：“这里现在所流行的是台湾20年前所流行的，所以，我对大陆市场并不感到陌生，因为我现在看到的，以前在台湾都看到过。因此，我清楚地知道，台湾市场曾经交过的学费，大陆市场还要交。”在她看来，大陆的基金公司未来会遇到的第一种潜在风险是债券风险。因为在股票市场上，投资人对风险是有概念的，但在债券市场上，大家会认为，债券是保本的，而且只是利息的盈亏。而事实上，当市场发生波动时，债券的报价是不波动的，即使业内人士对这个细节都会麻痹大意，因为过去是撮合的竞价系统，不会立刻出现即时报价系统的价格，几天下来，就会与实际的价格相差很多，亏损巨大。在次贷危机中有过此类经验的马维欣说：“问题通常都会出现在旁支细节上，债券业务的风险管控特别要处理得当，尤其在做海外投资时，更要小心谨慎。”当风险发生后，台湾方面的处理方式是，要求基金公司全面吸收亏损。但这样做的后果是重创整个行业，因为基金公司发行的基金规模可能很大，但股本并不大，比如某基金公司管理着2000亿元规模的资金，而股本可能只有5亿元人民币。一只基金的一个涨跌就可能赔掉了全公司的资本，怎么赔？
大陆基金公司需要注意的第二种风险，是在代销国外知名资产管理公司的产品时，不要轻信它的品牌，因为那里面包装的或许就是风险。在两岸关系比较紧张时，台湾市场开放了海外基金的代销。外资到台湾设立一家基金公司的手续非常烦琐，要经过层层关卡，所以，它们通常直接进行海外发行，一定份额的产品在台湾销售，委托给当地的基金公司卖，基金公司赚取代销费用。事实上，基金公司在代销产品时，没有能力监控外资的操作过程，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即便是知名的大公司，也不代表它有优秀的公司治理，也不等同于它是一个有职业道德和操守的公司。
元大投信就曾碰到过这样的例子。那时，它们代销香港一家非常有名的资产管理公司的某个对冲基金商品，到后来才发现，这个产品实际上是“基金中的基金（FOF）”。也就是说，虽然它们是在卖一款避险基金，但这个产品里面还包含了对几个避险基金的投资。通常资产管理公司对它的投资标的是保密的，而对代销机构而言，在没有办法很清楚地知道人家在卖什么时，巨大的风险就已经存在了。
半年后，在金融风暴到来之前，元大投信觉察到这个产品可能有问题，要求投资人全部赎回，大部分投资人在赔之前跑掉了，而小部分投资人认为情况没有那么糟，因为当时这个产品正在热销，因而坚持持有。最后，再也出不来了。
马维欣提醒说，不要认为对方是世界顶级的金融机构就不可能有问题，当你发现它里面也有很多陷阱，出了问题要控告它时，一旦与跨国公司走上国际诉讼的程序，不但事情很烦琐，而且形势很被动，因为它们太清楚国际法律了，会运用各种各样技术上的非常不光明的手段提高控告的难度，或是以你想不到的不道德的方式欺负人。
经历过切肤之痛的马维欣说：“我很希望给大陆的基金公司提供一个借鉴，当你在卖别人的商品时，从一开始就要看清楚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就要谈清楚彼此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否则，投资人最后会找你的麻烦，而事实上你只是代销，你没有真正经手这些钱，但被告的反而是你，你所承担的责任反而是最大的。那些所谓的一流外资机构在真的出了状况时，很会保护自己，律师、会计师、保管银行，每一个机构都是保护它们的，你会发现，基本上你被层层卡住，更不用讲那些可怜的投资人了。”“在对待任何金融商品上，监管部门、业内人士或纯粹的投资人，都要分清‘实’与‘虚’。所谓‘实’,就是这个产品的背后可能投资土地或上市公司这样的实体，不那么复杂。但当它一旦变成‘虚’的，比如基金中的基金、衍生品，当你无法弄清它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无法清楚地估算出它的最大风险时，能不碰就不碰，因为再大的名气、再大的公司都会倒掉、都会骗人”，马维欣说：“即使能够估算出风险也有可能是错的，何必一定要赌那么大呢？股票市场起起伏伏，随时会有下一个机会，永远都有等得到的价格，只是你有没有这个耐心而已。这是我最中肯的建议。”“合理的回报”比“更高的回报”值得信赖雷曼倒闭那年，2008年底，元大投信所有在海外的股票基金都位列世界前五名之内，一夜成名。这一切，皆因马维欣作了一个没人敢作的决定。
“那个决定在当时是很明智的，也是全世界没人敢作的”，马维欣平静地说。那就是在雷曼倒闭次日，她命令元大旗下的所有基金全部做避险，100%避险。这么做甚至动用了台湾监管内容的一个条款。为了维护市场稳定，台湾监管机构要求股票型基金至少有70%的投资在股市。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因为市场如果出现风吹草动，需要子弹的时候，监管者没办法要求私人救市，只能强迫法人买股票。但这一条款下有个特别条款—当系统性风险产生时，法人可以在几个营业日之内不遵照此条款。但那时没人敢动用这个条款，毕竟它的争议很大，如果动用，很可能面临监管当局的诉讼。
“我的直觉告诉我，市场会更糟，但我不确定。开会时，大家都不晓得到底未来的底部在哪里？我的想法其实很单纯—‘如果这是我自己的钱，我会怎么办？’今天人家把钱放在我这里，托我管理，我应该把客户的钱看得比我自己的钱还重要。所以，我就下令，全部基金100%避险。没有一个基金经理或一个投资长在那种形势下敢作这个决定—因为这不但是在挑战监管部门，也是在挑战公司董事会；因为基金每天都在涨，人家都是九成持股，市场如果一直上涨，就会赔，因为避险的部分要交保证金。”事实证明，马维欣没有看错市场走势，她做对了！
“投资人就是上帝，这个理念讲起来很容易，但能不能真正做到爱上帝像爱你的子女一样？很难”，马维欣认为自己做到了90%，“我不敢说我做到了100%，毕竟我和投资人会有两种看法，我所认为的与投资人所认为的，一定会有差距，可是我尽全力了。投资人把钱交到你手中，这是很不容易的信任，这是很慎重的托付，所以，我们应该很谨慎地对待。”马维欣在香港的一个好朋友曾讲过一个故事，让她领悟了理性投资人究竟要什么。那个朋友的团队一直帮李嘉诚家族做私人银行业务。有一年，股市大涨，而他们相对的业绩却没有打败指数，但李嘉诚很高兴，年底时，请所有的团队成员去福临门吃鱼翅燕窝。过了一年，香港遭遇金融风暴，股市重挫，他们虽然跑赢了指数，但亏了钱。结果，李嘉诚震怒，把资金整个收走了。马维欣明白了，其实对于趋于理性的投资人而言，他们所期待的是更精致、更细致的服务，要的是一个合理的回报率，而不是过高的回报率，因为他们很清楚，高回报对应着高风险，所以，“你要稳健”。
坐在董事长的位置上，马维欣感到最大的压力是如何公平地分配资源，包括对董事、大股东、员工、受益人、投资人，摆平方方面面不是件容易的事。她的员工常常质问，在你的心目中，这些不同身份的人，他们的先后顺序是什么？“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怀疑过，放在第一位的一定是投资人。这是最基本的”。
马维欣认为，基金从业人员的认股权非常关键，如果不给予合理的股权，他们就一定会从其他方面牟利。那么多的上市公司，如果股票的流通性不大，很容易找到基金经理，形成内幕交易，进而损害投资者利益。
马维欣说：“这个行业最困难的是付出与报酬不见得成正比。即使有很好的报酬，但与基金经理经手的金额相比，实在太少了。他们所面临的诱惑远大于任何其他行业，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违背人性的—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我相信人性是善良的，但如果有人愿意付出超额的价格，任何人都会变得不善良。这只是个价格问题。我不相信制度可以约束人性，因为永远都有漏洞可钻，唯一的制度制约就是员工认股，给他们合理的报酬。”该放手时就放手尽管马维欣在雷曼事件上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但由此也带来了另外的伤害，自那以后，员工习惯了马维欣的成功案例，认为“老板很睿智，按照她的意思做就对了”，懒于思考了。“到现在我都不确定这样做一定是对的，对投资人是做对了，可是对公司治理而言不见得是对的”。
2009年底时，马维欣感觉所有的救市计划都出来了，底部出现了，这个看法与投资长的看法又产生分歧了，当时后者依然看空。挣扎了很久之后，马维欣放手了，因为“还是要让他们自己去尝试，去经历，至少他因为看空而保守操作，让投资人少赚，但不会赔，我如果再过分干预，就会脱离正常的公司治理，我不应该太过于频繁地去介入”。
所以，雷曼事件之后，马维欣基本不再过问操作事宜，因为她发现，当她干预或参与到基金经理的决策时，他们会习惯性地听命于事，“这不见得是好事，他们应该有自己的学习曲线，自己的经验值。在我而言，所花的心力主要是在大陆寻找合资对象，设立基金公司，这是一个董事长必须要做的事，而不是圈囿于日常的管理，那是总经理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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