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德国面临《华沙条约》规定的严格赔款所带来的严重信贷市场危机。后来导致了接下来9至11年发生的重大政治变革。信贷市场危机持续了两年左右，其影响导致德国通胀压力上升。条约中一些苛刻条款的放松帮助减轻了德国经济的一些压力，但其带来的政治不稳定持续了9年，直到激进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开始建立影响。

这导致了纳粹党和希特勒的崛起，他们不仅仅是激进改革的领导人。然而，这篇文章以这样生硬的方式开头的原因，是探索重大信贷市场危机后社会政治改革和压力出现的途径。历史上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发生，这可以追溯到许多世纪以前。这篇文章将探讨20世纪的例子及它们的影响，以及这样的影响在目前危机发生后也得到了展示。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设想我们未来将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本身可能会受到全球化和制造业基地转移的影响。

首先主要的一点是，一战后制造业更多是局限在国内。许多国家都是满足它们自身的需求，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满足全球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从20年代早期到20年代晚期，不同经济体遭到危机时间间隔从几年缩短至只有几个月。但进入21世纪后，我们看到不同经济之间的时间间隔再度扩大。这与政治改革也就是共产主义倒台有很大关系，内部系统的损坏导致金融机构的系统性崩溃。在这篇文章的稍后部分，我们将讲述目前情况的潜在后果，以及为什么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激进改革会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和英国都经历了相似的信贷市场危机，比德国晚，德国靠1929年的崩溃以及之后1931年的危机建立了其根基。这导致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度，金本位是丘吉尔当财政部长时建立的。后来丘吉尔说这是他“职业生涯最糟糕的一个决定。”许多人可能会同意这个说法，但这将最终帮助推动他进入最终使他成名的角色。

这次失败似乎将一个强有力的、更有远见的领导人在8-10年后推上了领导位置。这种延迟更大程度是选举周期的作用，通常每两到两个半任期才会出现一个更激进、强硬的领导者。情况似乎是这样，因为下一个强硬领导人出现似乎是在相同长的时间之后。丘吉尔的情况就是这样，当许多人认为他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时，他却以二战中英国需要的强硬领导人形象出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个例外，他史无前例地担任了四个总统任期。不过，他作为总统的强势在二战中得到加强。他在这一时期采取了激进的外交政策，正是战备工作帮助大萧条后疲弱的美国经济重新振兴。所以尽管这不是一个领导人激进改变的例子，但罗斯福在惯常的领导人更换时刻不仅仅是做好了进行激进改变的准备。不过问题是，是环境还是必要性推动他采取了更激进的立场。我相信比我好的历史学家将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可能已经回答了。不过，很明显罗斯福确实显示出了强硬、坚决的领导所需要的激进骨气和决心。

下一个大规模信贷市场危机发生在1971-1973年，又是由布雷顿森林协议内与美元挂钩制度的崩溃所引起的。这个协议规定法国法郎以及德国马克与美元挂钩，以换取美国马歇尔计划对这些国家的支持。最终，像金本位一样，这个制度崩溃，造成了信贷市场危机。这又造成了英国次级银行市场危机以及美国的信贷问题。这次出现的激进领导人分别是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正当工党面临经济危机时，撒切尔从一个小小的内阁部长晋升为保守党领袖。撒切尔主张对经济价值激进重估，以修补因更早的信贷危机产生的还有待于修补的破坏性。她于1979年上台，1980年里根上台，里根和她一样信奉类似于新教信仰的货币主义。这显然是英国和美国由激进领导人带来的激进新道路。剩下的就是历史了。有趣的一点是，之前一直是历史性事件使得激进的领导人能够连续执政几个任期。对撒切尔来说是打击三K党，对里根来说，他在第一个任期开始69天后就遭遇刺杀帮助美化了他在美国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在二战中，美国1941年宣布参战帮助美国拥护罗斯福。丘吉尔由于领导战争已经深入人心。这些事实的核心是，领导人对推动历史的影响和公众一样大。撒切尔被视为铁腕领导人，和许多领导人一样，她因为在位太长时间而受害。她和里根的遗产永远是，对货币的控制帮助打下了当代最强有力、最持续增长期间的基础。最终痛苦是值得的，但这副药对现在的很多人来说太苦了。

下一步是随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而来的。这是由苏联内部崩溃引起的。直到这整个制度不可避免地崩溃后，西方才看到这一点。苏联解体后，东方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激进领导人出现来领导它们走向独立。中国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中国作出了激进的改变，前两任社会主义领导人都实行资本主义模式。我们看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俄罗斯成为最大的自然资源提供国。这两个国家都是由信贷危机后崛起的激进领导人所领导。

最近的信贷危机就是目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一次。主要是美国和英国发生危机，尽管欧盟也遭到一定破坏。欧盟危机的深度可能不像美国和英国那么深，但银行系统也遭到一定程度的打击。问题将是欧盟是否会经历这类危机后通常会出现的政治影响的激进改变。在这方面，如果发生激进的变化，将更多的是欧洲国家联盟中央集权政府影响力上升的结果。但在英国和美国，情况是全面的危机已经带来不满和政治不稳定。这是信贷危机中常见的现象，在危机的早期，看到对政治的不满和政客们高呼“改变”很正常。当然，如果我们看民主党阵营，希拉里和奥巴马都高呼改变。不过，他们到底认为要做怎样的改变呢？答案是，他们说的话里面没有什么实质内容。

政治圈中情况就是这样，这对帮助剧变很重要。英国的前景比美国更困难。主要原因是，美国民众将经济衰退的责任更多地不是算在总统头上，而是算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上。但在英国，民众声称完全是政客造成了他们目前的艰难处境。不过，他们也认为总统是解决已经出现的金融危机人物。在英国，目前政坛被批评声所淹没，事实上，这样做是有真正的原因的。布朗的支持率与工党上一位通过财政部长晋升到首相的吉姆.卡拉汉的支持率类似。大的区别是挑战布朗并上到台面上的人还没有出现。许多人认为卡梅隆是保守党下一个真正将领导该党重现撒切尔时代辉煌的领导人。事实可能比人们希望的差得多。接下来的经济挑战可能会导致出现1973-1976年间曾出现的政治问题，非常不稳定的政治局面可能会持续几年。卡梅隆可能会在下次竞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但这可能会被证明将带来更多希望，而不会是其他。英国人仍然因为经济苦难而指责政府，所以卡梅隆可能只能获得一个任期就会结束领导地位。卡梅隆面临的问题是，不管是赢还是输，他自从担任保守党领袖以来没有表现出什么深度见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英国真正有远见的领导人要在第二次大选后才会出现。要记住的重要部分是，撒切尔是在希斯1976年败给威尔逊和工党后，在相对不明朗的状态中挑战希斯而崛起的。历史有重复的习惯，我们期待卡梅隆将发现对将来新的撒切尔来说他就是希斯，这可能会在2016-2018年出现。

在美国，总统没有因为经济问题受到如此多的指责，所以总统将由有志于带领美国走向经济稳定的人担任。当前，没有哪个总统候选人提出了针对当前经济困局的解决方案。事实上他们像卡特一样，嘴里说要改变，实际上不知道怎样改变。奥巴马高喊改变，但麦凯恩主张强有力的领导。问题是美国民众想要什么。我们经过考虑后认为，在当前的经济灾难中，美国民众更需要稳定，因此麦凯恩最有可能是他们的选择。政客们喜欢改变这个词，但大多数不知道怎样作出改变。里根通过听取卡特手下不受欢迎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的意见，很好地作出了改变。在当时严酷的经济基础重新排列过程中，沃尔克是里根的主要支柱和支持者。许多人过去把这个地位归功于沃尔克的继任者格林斯潘，但现在随着历史推进，许多历史学家注意到是撒切尔--里根期间打下了过去10年前所未有的经济稳定的基础。人们现在意识到，目前的问题来自于这个稳定时期的继承者，以及他们拒绝稳定产生的基础。但问题又是，下一任总统会找到解决方案吗，还是说只有再经过两任总统后才会有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出现，来改变整个民众的看法。记住这一点很重要：里根总统任期内不仅仅进行了经济改革，还实行了推动东方和中国开放国门的外交政策，并最终导致共产主义失败。里根在经济和外交政策上都表现出坚毅的优点。这是许多伟人都有的优点，从罗斯福到丘吉尔，从撒切尔到里根，以及所有其他在信贷危机后出现的人。

在这篇文章的靠前部分，我们提到信贷危机从一个经济区域扩散到另一个经济区域所花的时间变长了。这可能使得当前的形势更加混淆。在战后期间，经济发展到更加全球化，所以信贷危机短时间内就在国家之间互相传播。事实是，自从金砖四国国家崛起后，制造业基地作为全球的产出基地就又转回到东南亚了，就像18世纪和19世纪的情况一样。这就会导致信贷危机在经济体之间的传播变慢。我们认为，全球经济增长将整体崩溃、信贷危机将扩散至金砖四国国家的看法是荒谬的。这些经济体在经历1998年信贷危机后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政治经济改革也已经在进行。这使得金砖四国国家有强大的力量来掌握他们的未来。这些是欧洲之外的主要实体制造业基地。这些国家未来12到15年将获得强大的地位。就欧洲而言，他们在信贷危机中的处境也比美国和英国好很多。很明显欧盟内部的扩张也加强了欧盟的经济基础。尽管欧盟将来可能会受到信贷危机的后续影响，这可能是来自于欧盟存在于美国和英国市场的银行系统敞口。我们认为欧盟不会面临什么政治改变压力，因为它已经更多地成为一个一致领导的政治动物，并且各国国内当然缺少挑战性的政治领导人。

回顾历史总是很有趣，因为历史很容易在当前被重写。但最好的历史学家是那些看到历史发生的人。从政治角度看，我们看到美国和英国都具备进行激进政治经济改革的成熟条件。但这种改革需要强有力和戏剧化的领导人。英国和美国都没有看到可能的人选。所以我们预计美国的外交和财政政策将发生激进变化，英国在外交政策上将变得更加中立。有一种可能性是美国和英国让全球在外交上把新兴的制造业大国孤立起来，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就经济方面来说，未来十年对英国和美国都将十分具有挑战性。

我们现在将来扫描英国和美国下任主要领导人的政治荒漠。这些动物将实行激进和极端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关于他们将由谁担任，有什么建议？我的观点是他们将是激进的右倾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