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如何涉过深水区 SRC-1 2012年01月20日 13:44 张燕 　　改革要在国家层面有较好的“顶层设计”，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国企经营者的薪酬设计以及国有管理工作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制定较好的改革措施；完善国企治理结构，引进外部独立董事和中立人员；涉及垄断行业的改革虽步履艰难，但只有改革才能提高国企效率 　　距离1992年的那个春天已经20年，但在世界经济迷雾重重、国内改革正待攻坚的今天，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依然在发挥着推动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的作用。 　　负责邓小平南方之行的接待工作、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在谈及此次南方之行的历史意义时，曾这样比喻：小平南方谈话等于是一个已经退役的老船长，当看着船的方向摇摆不定时，他又一次跳上船头，把扭曲的方向摆正了。 　　在不断探索下，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那么，国企改革还有哪些深层次问题有待解决？应如何继续深化国企改革？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又正遭遇到哪些外部障碍以及自身缺陷？又该如何突破“瓶颈”、突围而出？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广东行政学院经济学系主任余甫功，广东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树华和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广州市社科院高级研究员彭澎，共同寻找改革动力，探讨改革路径，形成改革共识。 　　国企改革仍需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及国资管理制度 　　第一财经日报：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快了推进国企改革的步伐。通过产权制度改革，调整所有制结构，形成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但是，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出发，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仍未解决。就你看来，现在的问题主要在哪里？ 　　余甫功：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国企改革是在“放权让利”的总框架下进行的，没有制度创新；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当年10月召开十四大，十四大确立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意味着国企必须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一个微观基础，变成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这样国企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也就明确了，就是建立以股份公司制为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当时国企数量很多，改革采取的是“抓大放小”的办法，就是大的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小的企业就放开搞活，采用包括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改革。 　　改革以后，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但整个制度并没有完善。主要表现在国企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有些独资公司只是换了一个形式，把名字改了，或者没有董事会，或者董事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兼任，而由于是独资公司，在引入外部社会的参与和开放度上也做得不够；股份公司在改革以后实际上企业多了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的经营者本身也是利益主体，法人治理结构难以互相制衡，容易形成企业内部人控制的情况，为使治理结构更科学，如今许多国企尝试引进更多的外部独立董事，但现实中独立董事并不“独立”，因为独立董事是在企业里拿报酬的，往往会受企业内部人的左右。这也是国企要从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的方面。 　　另外是国有资产的管理问题。国企改制后，政府对企业的管理从过去直接经营变成了资产所有者的身份，中央和各省市因应情况变化成立了国资委。但国资委只是一个政府部门，严格意义上讲国资委不能直接管理国有资产，它必须通过委派国有资产的产权代表到企业实施管理，或是通过成立国有资本的经营公司，由经营公司委派产权代表，或是授权一些独立的资本经营企业集团经营国有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人、事、资产管理是分离的。 　　这些由政府委派的产权代表，本来是政府部门的官员，而非来自市场的经营者，以投资者的身份到国有企业当产权代表，理论上应执行公务员待遇，但实际中却向企业拿工资，领着比一般竞争部门要高得多的薪酬。大型国企的垄断利润更多地被企业内部职工所分享，产生了不公平，社会上也有一些看法。这是国企在领导层薪酬管理上所暴露出的问题。 　　还有，国有资本经营的预算和决算制度也并不完善。很多国企每年获得的高额收益和利润很少上缴国家，其取得的经营收益老百姓没享受到，也没给国家做贡献。所以很多人提出要建立分红制度，将国企的红利上缴国家。 　　余树华：国企改革目前遇到的较大问题是管理体制的问题。国资委虽是为顺应改革成立的产物，但目前似乎离真正落实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的基本方针仍有一段距离。 　　以广东省为例，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还有很大余地，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战线过长、布点过多、运行质量不高的问题还未从根本上解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现代产权制度尚未真正建立，国企改革在某些方面还只是改了表面、改了形式，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还未真正解决。 　　由于缺乏反垄断法，一些地方国企为了分割垄断市场、排除竞争，拼命做大，民企的生存空间因此受到挤压。虽然国企从主导地位来讲，当然强比弱好，但也不宜一味“做大做强”，早前中央已对国企改革的大方向做了表态，在一般竞争领域国企该退的就要退出来，该留的把它留住、做好。 　　国企应更多进入一些公益性社会领域，把民营企业无法胜任或者社会非常需要的事情做起来，甚至当发生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预想的事件时，国企还可承担为大众或群体提供服务的作用。 　　“内外兼修”为民企发展创设空间 　　日报：民营企业兴起于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民营经济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海”，民间投资积极性高涨。时至今日，我国民营经济占GDP比重已过半，不仅吸纳了大量就业，更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我们却鲜少在世界500强企业中看到中国民营企业的身影，金融危机后，许多中小型民营企业也是步履维艰。请问现如今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外部社会环境总体来讲如何？ 　　余甫功：我国民营企业甚少登上世界500强企业的名单，一是由其分布情况造成的，相比国企，民企集中度低且中小企业较多；另一方面，一些垄断性行业主要还是由国有资本经营，有些领域没有完全对民营资本开放，或开放度不够，民营企业很少从中得益。 　　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由“补充”上升至“重要组成部分”，说明政府愈加重视民企的发展。无论是从国家出台扶持民企发展的政策，还是从逐渐放宽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来说，民企的发展环境已有了较大的改善。 　　政策上没问题，制度上也没问题，但人们可能由于体制惯性，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还不到位。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不很乐观。 　　过去很多民企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企业，产品更多销往国外，但最近由于国外市场的收缩，经营压力较大；而国内的成本不但没有降低，反而一直提高，2009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内通胀压力增大，后来中央虽号称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基本上是收紧的，流动性逐渐收缩，有限的资金主要用于保“国”字头的重点项目，中小企业很难贷到款，只能靠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因此推高了资金成本，而不断上涨的用工成本、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再加上人民币升值，中小企业经营环境就比较恶化了。 　　余树华：政策上虽然规定法律上不限制的领域民企可以进入，但民企若要真正涉足电信、银行等领域还是很困难，还是会受到很多条条框框的约束。还有就是在贷款问题上，一个亏损的国企可能都会比一个盈利的民企更容易贷到款。 　　我国的外向型中小企业很多，现在外国市场受到压缩，如何让企业转向开发内需？许多企业在接不到外单的情况下无法生存，我们怎么关怀这些企业？对于这些问题，政府层面还缺乏具体实在的措施。 　　中国的市场经济要想真正发育成熟，没有民企参与是不可能的。民企本身靠市场吃饭，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企的竞争力非常强。政府应鼓励民营资本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进入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领域，消除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 　　为了加快发展民营经济，政府要解决几个问题：一要认真全面落实中央、省关于发展民营经济、扶持中小企业的一系列政策；二需要政府帮助民企、中小企业解决融资困难问题；三是引导企业努力开拓市场，搞好营销；四是要建立综合服务体系，切实做好中小企业、民企的服务工作。 　　彭澎：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此后民企得以走上更重要的舞台，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每年也会出台很多政策促进民企的发展，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民企还是会遇到很多门槛。 　　民企当前的营运环境也不是很好，税费负担重，官员寻租厉害，导致有些民营企业家不愿从事实体经济，转而投机虚拟经济；另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政府为度过金融危机所采用的方式，国家为扩大内需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主要进入了国企渠道，民企却罕有得益，在经营当中备受煎熬。 　　能否在世界500强中看到更多中国民企的身影，取决于我们是否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和坚决的措施――在一般竞争领域，国企要逐步、坚决地退出，政府的采购一定要国企、民企一律平等参与。 　　日报：除了受外部大环境的影响，民企自身会面临哪些“瓶颈”？ 　　余甫功：民企的特点是规模小、数量多、总体技术水平较低，主要集中于加工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管理水平低，利润较低；多是家族式企业，封闭性较大，以传统企业形式而不是社会化的企业形式在运行。 　　但是，随着企业发展壮大，企业对资本和经营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增加，此时必须通过开放，引入外来资本，逐步建立社会化企业，才能继续实现其发展。现在很多民企无法壮大，根源在于其封闭性，以及在尚未完全建立的社会信任环境之下，企业主更愿重用家族的亲属，这样既不便于外部人投资，也不便于社会招聘人才的融入。所以企业要想提高生存周期，建立现代化、开放式的企业管理制度是最基础的。 　　余树华：民企的管理基本处于很低水平，没有一套规范的治理程序，有连营业执照都没办理就开厂的，还有非法用工的，没给员工上正规保险的，乱象丛生；而因为企业主没有实报用工人数，很多时候政府想给予一些配套支持也难以进行。 　　彭澎：民企首先面临接班人的问题，第一代老板普遍年龄已较大；此外，民企若要成为现代企业，必须走向上市，聘用职业经理，淡化家族色彩，但很多民企老板分不清个人资产与企业资产，裹足不前导致难以招到高层次人才。 　　就民营企业家而言，企业家是否有打造百年老店的心愿，是否重视品牌建设，是否在培养第二代上做出了周密安排，是否能富而思进，都影响着民企的命运。 　　国企改革展望：重在“顶层设计” 　　日报：如何继续深化国企改革？ 　　余甫功：国企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继续推进存在难度。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调整，现在已形成了一些既有的利益主体，由内部人控制，企业的发展与某些人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改革就非常困难。 　　改革要在国家层面有较好的“顶层设计”，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国企经营者的薪酬设计以及国有管理工作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制定较好的改革措施；完善国企治理结构，引进外部独立董事和中立人员；涉及垄断行业的改革虽步履艰难，但只有改革才能提高国企效率。 　　应从企业改革、国有经济调整和国有资产管理三位一体来推进改革，使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更为合理。 　　余树华：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出发，我们还要根据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继续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经济结构以及企业组织结构，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对此，我有五点建议：第一，建立扶持公益性国企发展战略，加大一般竞争性国有资本的退出力度；第二，继续推进国有大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企业的改革，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三，加快创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第四，建设科学的国企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第五，进一步完善国企收入分配制度，消除国企高管收入偏高的负面影响。(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