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黄奇帆：探路城乡统筹 重庆试验入深水区 SRC-1 2010年11月11日 14:26 　　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重庆试验”已满3载。3年来，公租房建设、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地票”交易、“两翼”农户万元增收……重庆破解“三农”难题、统筹城乡发展的系列举措环环相扣，有条不紊。 　　日前，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接受《农民日报》记者专访，系统阐述“重庆实践”的改革、创新、重组思路，该报6日刊发专访文章。 　　如果出版新闻地理图册，重庆无疑会成为今日一个新闻地标。盖因“重庆”近来不知不觉间已是一个热词，频频出现在国内、国际知名媒体上。 　　留意一下，与“重庆”这个热词密切关联的，是“城乡统筹”、“农村改革与发展”等涉农关键词。 　　先行先试，探路探索：公租房建设、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地票”交易、微型企业发展、渝东北、东南“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农村养老保险率先全覆盖等等，重庆破解“三农”难题、统筹城乡发展的系列举措环环相扣，风生水起。 　　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之一的重庆，3年来的探索实践对全国的统筹城乡发展大局究竟有怎样的启示和借鉴？日前，本报记者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面对面，听他娓娓道来“重庆实践”的来龙与去脉。 　　从根本上解决“增长的烦恼” 　　“作为中国的缩影，今天的重庆正在为中国，也许是为世界做一项最伟大的试验———让五亿中国农民住进为他们新建的城市”，前不久，美国知识界颇有影响的《国家》杂志在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道。 　　这篇报道说，据估计，每天有1200名来自农村的移民涌进重庆城镇。重庆市政府有一个“一小时经济圈”计划，政府将使200万农民在距离市中心一个小时车程范围的城市新区定居。 　　《国家》杂志说的确是事实。 　　重庆市政府最近公布：到2012年，要让300多万农民工、农村籍大学毕业生拥有城市户口，用10年时间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27%提升到60%，新增1000万城市人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说，重庆还有800万农民工，不少人在城里已生活了十来年，还有了第二代，却没有城市户口，无法享受城里人同等待遇，这是个大问题。作为城乡统筹试验区，我们要在全国率先解决农民工的城市户籍问题。 　　记者：300多万的转户目标，数量不小。 　　黄奇帆：如果到2020年，重庆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70%，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只涨到30%，二元结构照样存在，这是我们政府无能。10年后，重庆要把农村人口减少一半，让这一半成为真正的城里人。重庆将通过建设大城市带起一个大城市群，再带着一个农村，形成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为此，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要超过75%，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要超过60%。 　　有外媒评价说，始自1978年的改革给中国城市和乡村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但城里人和乡下人在生活中享有的不同权利和机会加剧了城乡之间严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在收入、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特别是住在城里的农民工还面临着多重歧视。 　　记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使二元结构的体制弊端更加突出和显著化。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称作“增长中的烦恼”，重庆市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和农村集合体，将怎样开始这项试验？ 　　黄奇帆：我们就是要在观念上、政策上彻底解决住房等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待遇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所谓的“增长中的烦恼”。 　　“破解二元结构非常迫切和紧要” 　　一场宏大的改革探索，正在中国大地上演绎。重庆，在这一宏篇巨制中又担当怎样的角色？ 　　改革的巨大成就光耀中华，但计划体制和二元结构的惯性和惰性，仍然不容低估。贫富差距加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拉大、沿海地区与西部省区的贫富差距在加剧，成为我们最严峻的挑战。 　　记者：重庆就是中国的一个缩影。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黄奇帆：重庆负载着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城市富翁、贫苦农民、山区穷人、库区移民，城乡二元、贫富差距。 　　记者：农民在这个二元结构当中有怎样的境遇？ 　　黄奇帆：中国城乡差距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进城谋生，以他们的血汗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开创自己的新生活。但是他们的所得与付出却不成比例，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在城里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没有保障。 　　记者：您一直说，重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显得非常迫切和紧要。 　　黄奇帆：重庆既是大都市，又是大农村。重庆的农村面积和农村人口分别是京津沪总和的2倍和2.7倍。尤其是重庆的东南和东北“两翼”地区，是大农村的集中地区。那里面积占重庆的2/3，农业人口1230万，占全市农业人口的一半以上。那里也是三峡库区、少数民族地区和集中连片贫困区。在17个区县中，有15个是贫困区县。重庆市14个国家重点贫困区县都集中在“两翼”，贫困人口达113万人，占全市80%。2009年，“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低1250元。 　　记者：大规模的“农转城”、公租房制度等等，在很多人看来，这都是前所未有，其胆识和魄力空前的。这里面有什么动因？ 　　黄奇帆：我一直认为，凡是久拖未决的问题，凡是大面积存在的问题，都要用改革、创新、重组的思维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就是在这种思维引导下找到的统筹城乡的重要突破口，本身就是户籍改革的范畴。当然，公租房也是城乡统筹一揽子解决方案中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治理现行城市住房体系弊端的有效措施。长期以来，我一直担忧与目前中国发展阶段似乎不太合拍的高房价，因为它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抬高城市生活成本、恶化城市创业环境，从而遏制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公租房无疑是一个创造性的良方。因此，我在不同场合都说过，欢迎天下能人志士来重庆。 　　记者：重庆的改革与中央的部署是紧密吻合的。 　　黄奇帆：是这样的。三大定位、一大目标、四大任务，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的“314”战略部署：三大定位———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一大目标———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四大任务———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力度，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革步伐；着力解决好民生问题，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加强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最大程度地保障群众“住有所居” 　　黄奇帆前不久在一篇署名文章中说，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会推出的“民生十条”，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举措。首先，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全面回应了当前全市群众最关心的重大问题，对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重大意义。其次，是一项经济工程，涉及投入3000多亿元，每年可带来上千亿消费，有力地拉动经济增长。其三，是一项智慧工程，“民生十条”不等同于基础设施等硬件工程，而是用改革创新思维，集中破解在全国普遍存在、且长期困扰我们的大问题，是一个“智力密集型”的技术活。 　　重庆此前的保障性住房已有危旧房拆迁、城中村改造中的安置房，以及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大约保障了10%左右的低收入人群，但还有25%左右的中低收入人群被排斥在制度之外。重庆市委、市政府因此决定，3年建造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每年各1000万平方米，此后，视需要再增加一两千万平方米。按人均15平方米计算，3000万平方米可满足200万人群，4000万可满足260多万人，最大程度地保障群众“住有所居”。 　　这对于那些购房困难的低收入群体来说，无疑是一张不折不扣的“民生大单”。 　　记者：这张“民生大单”出台有怎样的背景？ 　　黄奇帆：房产兼具保障和商品双重属性，完全由政府保障和完全市场化都存在缺陷。以前搞计划经济，政府及各类企事业单位实行公房分配，导致房源不足，百姓居住拥挤不堪。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走上市场化轨道，结果又出现房价过快上涨，超出了约占城镇人口30%-40%的中低收入人群的购买力。如果任凭市场单轨运行，这部分人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一辈子也买不起房，这必然会激化社会矛盾，不仅不利于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更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对此，市委、市政府经过深入调研，提出构建市场供给与政府保障并举的“双轨制”住房体系，即占城镇人口60%-70%的中高收入群体由市场予以配置，30%-40%的中低收入群体主要由公租房保障，并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调控体系。 　　记者：哪些群体才有资格享受公租房？ 　　黄奇帆：在公租房配置过程中，我们将严格把好“进口”和“出口”。“进口”方面，主要针对“3+1”四类人群，即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3平方米的低收入原住民、大中专毕业生或外地来渝工作的技能型人才、进城农民工以及历年获市级以上荣誉称号的人群。从收入条件来说，凡个人月收入2000元、夫妻双方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群体，不管户籍是否在重庆，原则上都可申请。 　　记者：怎样才能保证这张“民生大单”能惠及真正的需求者呢？ 　　黄奇帆：由于建造公租房没有税收、土地出让金、城市建设配套费、房产利润，价格相对便宜，所以必须严把“进口”，坚决杜绝配置过程中的利益输送现象。租住5年后，有些家庭若需购置，也可按相当于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买入。公租房是“光着身子”的成本转让，如果住户想把公租房卖掉，只能由公租房管理部门用当时的成本价回购，可考虑10%的利息和升值，但绝不允许成倍的暴利。“出口”严管，“进口”比较宽松，这是重庆版公租房一大特点。 　　拥有城市户口并非天方夜谭 　　从今年8月起，在重庆工作和生活的三类人可以在一夜之间轻松由农民变为居民。这三类人是：一是征地未转非农民，二是70万农村籍大中专生，三是200多万农民工及其家属。 　　被称为“破冰”之举的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引发巨大反响。这项新的制度安排，可以让曾被农村居民视为“难于上青天”的追求城市户口之路变成坦途。 　　这又是一张“民生大单”。之所以引发巨大反响，是因为重庆市委、市政府计划两年内解决338万农民工的户口问题，让他们进城做城里人，并享受跟城里人一样的福利待遇。从今年7月28日重庆市宣布启动这项户籍制度改革以来，短短3月，已有52万余农村居民转为城市户籍。 　　记者：为什么户籍制度改革会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黄奇帆：2亿多农民工被现行户籍制度阻隔在城市之外，他们像候鸟一样每年在原籍和打工所在地来回迁徙，由此衍生出很多社会矛盾。妥善解决好这个问题，对重庆城乡统筹改革发展有攻坚突破意义，对全国也有借鉴。 　　记者：您说的借鉴具体怎样理解？ 　　黄奇帆：一是社会公平的回归。农民工进城辛辛苦苦干了二三十年，年老力衰之后却回农村自己养老，其间小孩到城里读书又要额外支付择校费，这很不公平。我们绝不能把农民工当成下等公民，不能仅在统计城镇化率时把他们算作常住人口，而在提供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时，又用户籍把他们排除在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要从制度上保障同工同权、平等市民待遇。 　　二是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一方面农民工因为户籍阻隔不能有效融入城市，另一方面，他们常年打工在外，农村土地闲置、低效利用现象十分严重。若把2亿农民工转户进城，进入二三产业就业，农村耕地人均占有量就会增加，劳动生产率自然就提高了。从经济学上讲，当出现“刘易斯拐点”，即一个国家农业人口占比仅10%，但农产品可满足100%的人口，这时，城乡二元结构即可破解，务农者收入与城市人群没有差距，甚至更高。如果农民工户口不转，其人口红利留给城市，老了重返农村，十多年后农村户籍人口仍高达70%，农村劳动生产率还会一如从前。有些学者建议全面取消户口，通通用常住户口来解决。此话乍一听好像没错，实则不然。欧美从来不用户口捆绑基本公共服务，所以常住人口就能一统了之。我们不能对城镇户口捆绑住房、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五件衣服”的事实视而不见，让“刘易斯拐点”被体制性扭曲。 　　三是促进城乡资源一体化配置。户籍一头附着了城镇居民的住房、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五件衣服”，一边捆绑着农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如农民工转户进城了，他们在农村的土地也会有偿退出，城市建设用地将由此增加，城乡资源要素配置将更加均衡。 　　四是扩大内需，持续拉动经济增长。农民工转户进城后，平等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他们的消费能力就会大幅提高。按一年多消费1万元算，300多万农民工就可增加300多亿元，全国2亿农民工转户可增加2万亿元，而且是长周期的持续拉动。 　　记者：您特别强调城市化和农民命运之间的关联。 　　黄奇帆：农民工成了城市居民后，实际上是用人口红利回馈了城市，增加了城市活力，让城市更加年轻。他们应该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很大程度是他们自己通过劳动创造的，绝不是摊薄了公共产品的“大饼”。城市化不是城市人自己的“卡拉OK”，其本质是将农民变成市民，城市化也一定是农民变市民的过程，我们一定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 　　绝不会让农民以土地为代价去获得一纸城市户口 　　既是改革创新，难免有争议；既有争议，自然有质疑。重庆在住房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时，引得争议不断。面对一些质疑，重庆市长黄奇帆显得轻松泰然，成竹在胸。 　　记者：有一种担忧，重庆户籍改革是在打农民土地的主意。 　　黄奇帆：关注、关心、关爱“三农”是全社会的共识，任何涉及农民的改革都要问一问是否有利于农民福祉的增加？这是我们施政的首要原则。所以，对我们重庆的户籍改革有这样的担忧也是正常的，但我明确地说，我们的户籍制度改革绝不会让农民以土地为代价去获得一纸城市户口。 　　首先，农民进城我们会给他“五件衣服”。这“五件衣服”是跟城里人同等待遇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体系。同时，他们还拥有农村的“三件衣服”，就是宅基地、林地、承包地的承包权。在一定的适应期内，转户农民万一在城里失了业又想回农村，他还有个退路。其次，可以“农转城”的三类人当中，有些农民工，包括外省市的，只要在重庆务工5年就可以办理重庆的城市户口，他们的土地跟重庆无关，这能说是我们在打农民土地的主意吗？而且，征地未转非的农民以及部分农村籍大中专学生，其实也没有土地。我们让他们变成城市居民，是真心实意的让他们享有平等待遇，哪跟他们的土地有关呢？ 　　重庆率先结束住房单轨制，从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建设公租房这一“民生大单”，但有人认为，重庆是众所周知的山城，哪有那么多地方安置大量进城的农民工以及其他有资格入住公租房的群体？而且，处在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这样的特殊环境，重庆如何筹集巨量的资金投入公租房建设？ 　　记者：外界对公租房建设提出建房土地质疑，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黄奇帆：中央政府最近给重庆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就是批准重庆主城扩张到二环，这使得重庆主城可建设房产用地从原来的500平方公里扩大到1000平方公里，居住人群可以从原来的500万人扩大到1000万人。而且，重庆在这方面的发展余地比北京、上海、天津要大，因为上海6000多平方公里，北京1万多平方公里，重庆的面积有8万多平方公里，主城就可以达到5000平方公里，可建设的范围其实比沿海的几个城市更为开阔。 　　记者：建设资金的问题呢？ 　　黄奇帆：短期看，财政需要提供启动与建设资金，但受资金短缺、筹措渠道不明等问题制约，保障计划难以落实。长期看，由于政府持有房源，后续维护、更新改造以及管理、服务等都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以重庆为例，未来3年要建成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投资规模约750亿元，再加上后续维护和管理，资金保障确实需要平衡。但只要运作得当，政府建设公租房不但不会成为经济负担，反而会成为优质资产。 　　记者：这笔账具体怎么算呢？ 　　黄奇帆：以政府投入为先导。一是用好中央安排的专项资金和财政年度预算安排资金，二是依托土地储备机构选项储备土地的优势，全部采用划拨方式供应，土地成本不计价，作为政府注入公租房系统的国有资产。其中主城储备地拿出3万亩作为划拨地投入，至少相当于投入150亿元。三是每年商品房土地出让收益的5%用于支持公租房住房建设，3年共计约30亿-40亿元。四是减免建设环节相关税费。通过上述渠道，重庆公租房建设可以保证200多亿元的先期投入。其余500亿可通过社会融资解决。按公租房每年每平方米120元左右的租金计算，3000万平方米每年可收租金36亿元，除了用于还款付息外，近一半资金还能用于房屋的维护和管理，完全可以实现当期资金的平衡。从在保持收益远期平衡方面，当“夹心层”群体因收入提高不再需要租住公租房时，公租房作为优质房产，有套期保值的功效，可以回笼资金“反哺”建设和管理成本。(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