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经济学家曹和平：产权交易所何去何从 SRC-1 2009年09月18日 13:04 刘晓午 　　在大发展后的今天，由于出现巨大的监管收益，部门之间可能出现竞争监管权力，谁也不愿意将产权市场的监管真空提交到国家的待解决的紧急线上，出现规制真空后的竞争性规制真空。 　　从风起云涌到治理整顿，再到重新发展，中国产权市场走过起起落落的20年。 　　在历史长河中，20年也只是短短瞬间，但中国产权课题研究组负责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曹和平教授据此最新完成的《中国产权市场发展蓝皮书》一书却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中国产权市场正在以实点性市场群(group spot markets)的方式更改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收敛与均衡路径。 　　《中国经营报》：如何看待目前中国各地产权交易市场的风起云涌？ 　　曹和平：我国广义资本市场主要由四大板块——沪深证券交易两市场、产权交易260家市场、超出商业期限融资的各地民间资本市场、大型金融机构旗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参与下的并购投行类资本市场。产权交易市场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 　　在这四大板块中，“内生”和“外嵌”市场制度形式共存，产权交易市场是内生的，而上交所和深交所两个股票交易市场是外嵌的。在全球金融危机下，内生性质的资本市场保持了较大的抗压弹性。2008年，我国产权交易十大市场增长速度为13.7%。基本上保持了2005年以后的增长轨迹。相较之下，外嵌性质的资本品交易，比如上证和深证市场受全球市场影响较大。严格意义上说，沪深市场不是由地方性资本市场整合而成为全国性市场的，而是借助行政和立法等非市场变量“织造”而成的。在其生成过程中，将发达经济的市场制度“镶嵌”在当时中国的资本市场中。在短时间内，这种方式的国际接轨程度高，但当世界出现危机时，受到冲击时的影响也更直接。 　　一直以来，我国证券类资本市场交易的主导平台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自 1990 年成立以来，在上述两个市场上市公司总数有 1700多 家。平均每年上市公司不到 100 家。根据统计，我国超越家庭规模的企业有3500万家，股份制企业有927万家，有意愿并达到标准上市的公司有 72 万家。 如果按这种速度来计算，大概需要 7200 年，几乎相当于中国文明历史演进的时间历程，才能将其中“精英”级别的72万家企业送到直接融资市场上。 　　“精英”和“平民”企业同时呼唤超越上证和深证两所之外的资本市场来满足资本品的交易需求。令人欣慰的是，我国产权交易市场群为打通上述瓶颈提供了来自于制度内部而不是外部的制度素材。原材料都是粗糙的，但原材料的升值空间在近年让人们见证了其巨大的市场潜力。 　　《中国经营报》：作为资本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产权市场是如何诞生的？ 　　曹和平：中国产权市场的出现不是一个长时程的演化过程，而是一个诱发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快变甚至剧变式的生成过程。 　　其实，早于上证和深证两市，我国资本市场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国有资产改制为契机，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产权交易机构。到90年代初，大有在大江南北花开遍地之势，最高数量时达到 320 多家。不仅一个省有若干家，有的甚至一个区、一个县都有一家。 　　产权交易市场表面上诱因于国有企业改制，但“群起之势”却在于资本品交易在国营企业围墙之外“禁行”造成的巨大制度寻租。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增加激励为目的的允许职工持股改革，将国营企业的产权交易限制在了企业的围墙内，形成内部人市场。当内部人市场边界拓展走向不存在资本品交易的制造经济时，只能由政府一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的无奈选择形成成本极低的寻租泛滥——替代直接打破那围墙后可能出现的危及基础制度的恶性寻租，从而导致了产权交易市场的蜂起。 　　《中国经营报》：不过，产权交易市场发展并不顺利？ 　　曹和平：320家产权交易市场最早更多是希冀复制二战后美国资本市场的展开历程——在50到60年代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市场体系，然后在70年代以后走向整合，将OTC区域网和区域性交易市场整合，通过全国性质的做市商协会形成一个类似NASDAQ市场一样的证券市场。 　　然而，中国资本市场的成长逻辑内在地排斥美国式的市场技术进步路线。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当资本品交易试图冲出企业围墙内藩篱，职工持股向外部人流转，形成异于上证所和深证所证券类交易的场外市场交易时，由于场外市场所需的“亚公共品”资源缺失形成交易混乱，国务院于1993年3月下令禁止未经正式许可发行内部股票，并要求地方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非法交易并限制交易场所的活动。当中央和地方政府协调立场，在上世纪90年代末出台一系列治理措施后， 300 余产权交易所“十损其九”，仅剩下三十几家“麦田守望者”式的交易所，等待下一个收获季节的来临。 　　这种情况到2000年前后有了改变，这时候国家扶植高新技术产权交易平台出现。经过适当变形，技术交易平台恢复了一些原来在产权交易所的成熟交易方式和业务。地方政府在产权交易方面尝到了产权变革在企业重组和再生方面带来的好处。一些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以国有产权阳光交易的名义不同程度地恢复了部分交易所。 　　中国产权市场的问题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国决策层、理论界、企业界和媒体体四个最活跃力量的智慧平均数皆认为产权市场是低于上证所和深证所市场形式的OTC市场，不具备像二者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一样的战略地位。这实在是人类经济智慧的一大悲剧！当美国人将OTC做得低于纽交所全国性市场，后来竭力将NASDAQ市场全国化而置地方性OTC市场于战略边缘地带，使得去市场化的地方资本品交易出现杠杆泡沫而酿成金融危机时，在中国却出现了一群不同于美国OTC市场，但又将其业务包括在内的产权市场，有可能矫正金融危机的发展路径时，中国人报璞不知，美国人矫情依旧。 　　“中国产权市场某种意义上是中国资本市场上平民类企业的‘解放军’”，国有产权局邓志雄局长这句话完全是正面内容，希望不要引起误解。当然，中国资本市场上还有更多的民兵式部队。和当年毛泽东的英雄团队一样，寻找到与更具草根性质的民间资本市场的结合途径，同时吸取人类当代经济的先进形式，是中国产权市场站稳国内、走向世界的出路。 　　《中国经营报》：还需要哪些政策性建议来实现上述目标？ 　　曹和平：在大发展后的今天，由于出现巨大的监管收益，部门之间可能出现竞争监管权力，谁也不愿意将产权市场的监管真空提交到国家的待解决的紧急线上，出现规制真空后的竞争性规制真空。因而，第一个政策性建议是，尽快建立超越部门利益的综合规制部门，给产权市场以行业层面的发展地位。产权交易市场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的战略重要性已经不容许我们再规制滞后了。 　　第二，综合规制部门和单一监管部门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是支持和规范并行，而后者仅仅是个不准做这个不准做那个的讨厌的婆婆。建议将目前分散在不同部委的关联司局监管业务合并，加大支持和发展职能的权重，放在一个统一的资本市场规制委员会之下，而不是放在狭义理解的证券类衍生资本品交易的监管部门之下。 　　第三个政策性建议是应该尽快批准成立行业协会，没有协会意义上的业务协调，产权交易中诸多业务规范和创新就无法获得行业发展意义上的推广。(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