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国企改革遭遇金融危机大考 2009年03月13日 09:42 童辰 本报记者童辰 　　如果把应对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比做一场阻击战，在全国30多个地方战场上，重庆是打得最争气的之一；在全国地方国企系统中，重庆国企的表现也是最好的之一。2008年，全国地方国企平均利润下降12%，而重庆板块则逆势上扬40%。当然，如果你去重庆市国资委网站看崔坚主任的讲话，还可以发现更多让人振奋的数据和成果。 　　近几年，在中国地方国企改革中，重庆是最受关注的地区之一，肯定的意见很多，取经者不断，不同的意见也有。但这次百年一遇的危机相当于烈火烁金，对于进入改革快车道仅仅6年的重庆国企系统，相当于一次大考。 　　让人大跌眼镜的八大投 　　考验是从八大投开始的。在2008年底，国家确定从紧货币政策的时候，就有人看空八大投了，几个月后，金融危机影响逐渐蔓延，更有人说，八大投有的要糟了。 　　但是现实的情形恰恰相反。 　　2月18日，财政部、世界银行联手在重庆召开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研讨会，会间，有4位八大投负责人面对媒体。 　　重庆城投集团董事长华渝生举例：社会投资者对我们信任，这在我们去年10月份发行的纯信用无担保企业债就可以看出来。我们30亿元的企业债券经过中央相关部门批准向全社会公开发行，半天内就发行完毕，而且利率比当期银行利率下降了差不多两个百分点。 　　重庆高投司董事长李祖伟提到，早在2007年年中，在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的建议下，李祖伟就着手研究高投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用3个月时间拿出了思路，又用半年时间把思路变成了可操作性的规程——等于有了预案。 　　张新渝是开投公司总经理，他说，“当美国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公司就研究并开了内部金融分析会，当时有个基本判断，就是危机会蔓延到实体经济，也会蔓延到新兴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对策，可能启动投资拉动，因此较早作了准备。” 　　水投公司董事长吴家宏说：“2008年，公司实现了到位资金的不降反增，实际到位67亿元，比上年增长30%；投资额完成33亿元，比2007年增长28%。这两个数据说明，由于2007年准备比较充分，2008年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其他公司的情形也大同小异。 　　黄奇帆认为，凡是大面积存在的问题，凡是久拖未决的问题，都要从体制机制上去找原因。 　　这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凡是出现大面积运行特别良好的现象，也要从体制、机制上去找原因，原因在哪儿？读者不妨看看中国经济时报3月8日刊发的黄奇帆谈八大投的文章。 　　金融危机中的“商社现象” 　　工商板块企业就多了，我们且观察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例。 　　2008年11月初，记者专访了重庆商社集团董事长邝正平，以下是未发表的采访录中的一部分： 　　早在一季度，商社就开始部署应对金融危机了，“特别是对于商社最容易遭到危机冲击的化工和进出口业务，已经先行作了各种防范的安排，所以，虽然业务受到影响，但是没有造成损失。”邝正平告诉记者。 　　可能的损失有哪些呢？比方说，进出口业务的应收账款损失——沿海地区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就是因此而倒闭的；比方说批发环节的存货贬值损失，邝正平举例，“硫磺高峰时候每吨850美元，现在只值50美元了。” 　　依托强大的网点优势，从2006年起，商社中天地产就着手向商业地产全面转型，这次危机，房地产全行业叫苦，商社地产板块不但受影响很小，而且还成为集团必要时的机动头寸——因其房地产大多在城市中心地带，变现容易。 　　更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三年前对重庆供销社旗下的农资公司收购现在看来成了重庆商社集团“过冬”的皮袍子，邝正平告诉记者，“农资公司深入到县、镇、村，网点很多，我们下一步准备把种子、农资、农机三点结合起来通过这个网点卖下去。然后就是日用工业品下去。反过来，农副产品进城，依托农资公司的网络，鸡蛋、大米、猪肉，包括蔬菜，源源不断地进城，我再培养建立几个基地和配送中心，农村土地可以流转又释放了农村生产力增加了农民购买力，城乡之间就活起来了。” 　　农村，正是中国一个反击金融危机的重要支撑。 　　有机制保障，有准备 　　其实，在重庆，与商社类似的工商企业案例不只是个别，在危机中，有的依托其强大的现金流，比如重庆机电(0.58,0.01,1.75%)在香港上市；有的依托其领先的技术优势，比如仪器仪表领域的龙头四联集团；有的契合了国家大局的节拍，比如一些大企业的环保搬迁，就是危机蔓延后迅即获得“准迁证”——此前，关于搬迁的方方面面手续早已开始准备。 　　脑子里闪现这一幕一幕，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应对这些危机的凭借都是危机爆发前，甚至两三年前，重庆市、委市政府及国资委、经委、发改委等部门就已经计划或已开展许多前期的工作了。 　　包括：重庆市、委市政府决定扩大开放的系列动作，也取得了意外硕果，重庆国企系统新增引进外资19亿美元，这在现金为王的危机时刻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一个共同点。黄奇帆说，“危机中容易出问题的是三类企业，凡是负债率高的企业，现在一般比较困难；第二，金融危机之前，不良资产多的企业，现在资金链肯定要出问题；第三，凡是目前有许多需要花钱的事情堆在他头上，不拿钱出去就要崩盘、倒闭，这样的企业也会有危机的。”他告诉记者，这三个方面，重庆国企都是有所回避的。这位重庆市常务副市长的另外一个身份，是重庆市国资委的党委书记。 　　一次薄熙来式“洗脑”的意外收获 　　2008年11月，在国家启动4万亿元内需政策后两天，重庆市国资委召集各直属集团首脑开会，其重点已经不是消极应对危机，而是强调危中有机，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了。 　　因为早在2008年4月，重庆已经提前做了应对危机的作业。 　　这不能不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重庆的干部群众对“能干事、肯干事、能干好事”的薄熙来现在非常认可。2008年全国“两会”一结束，薄熙来就把重庆的干部们分批撒向沿海地区“取经”——这一带有明显薄氏特色的动作得到了意外收获：重庆各部门的首脑们明显听到了美国金融危机登陆的脚步声。回来后，黄奇帆受命紧急拟策应对，“我一个星期想了六七条，都被采纳了”，黄奇帆事后告诉他的同事和部下。 　　于是，重庆市率先拿出了一揽子刺激经济增长、帮助企业对冲危机的“真金白银”举措，这比许多兄弟省市领先了半年。 　　2008年7月、8月，危机风险进一步明朗后，又先后拿出了十几条同样“含金量高”的措施。 　　这些对策，还有附着在这些对策上的预见和思路，对重庆国企胜出危机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崔坚版“抱团取暖”：国企要发挥大家庭温暖，国企和民企也可以抱团 　　“抱团取暖”现在是一个流行语汇了，崔坚的理解扩充了这个概念的涵义。(中国经济时报)